关键词欧盟；
气候变化；
领导力；
动机；
能力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11 一、问题的提出 欧盟是国际气候变化议题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参与实体，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其立场与领导力影响因素与主权国家存在差别。与其他区域联盟相比，被认为是应对气候变化成功的模式，并被广泛认为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与世界榜样[1]358。然而，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领导力角色的塑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次大会中的角色经历了一个波折的过程。
国内外学者对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原因讨论比较多①，但是从动态的视角来分析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变迁原因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通过梳理欧盟领导力起伏变化的历程，分析欧盟领导力的影响因素，构建了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模型，回答了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变迁的原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气候变化领导者之一的角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框架可以为我国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建立提供借鉴。
二、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概念及变迁脉络 （一）气候变化领导力概念 领导力是指行为者指导或者引导他人走向某个方向的影响力[2]。Pattrerson指出，个人、组织以及社会影响力来源来自两个方面能力与动机[3]。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现实国际多边关系中，一些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出的领导力需要从动机与能力两个方面理解，尤其是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等“低政治”议题方面。一方面，欧盟的行为是欧盟追求国际领导力的产物[4]。虽然欧盟不具有军事力量，但是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具有一定优势；
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具有伦理意义与规范价值，欧盟在追求全球影响力的企图在美国退出国际环境政治之后获得了机会，并借此契机取得其在国际环境政治全球领导者的地位[5]。另一方面，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6]，国际政治领导力由国际或者国际组织实力决定[7]。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领导力是其经贸实力、文化实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体现。
（二）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类型 气候变化领导力类型主要有两种视角领导者视角与追随者视角。
1.基于领导者视角的领导力类型[8]。从领导者的视角看主要存在四种类型（1）结构领导力，利用经济及政治的影响力推动谈判。欧盟拥有经济技术等优势以及欧盟拥有炔烤薮蟮南费市场，使得欧盟在国际多边或者双边谈判桌上拥有了强大的谈判筹码。（2）方向领导力，即通过示范来实现领导全球行动[9]。欧盟是通过率先推出单方面的减排承诺，并且以实际行动说明经济发展与气候减排是可以实现双赢的。欧盟的这一双赢理论逐渐被其他国家采纳[1]346，欧盟通过在率先减排承诺及行为取得国际谈判中的道义高地。（3）工具领导力，即利用谈判中的外交手腕来建立联盟和谈判技巧，以实现共同目标。欧盟理事会1995年在柏林成立“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组”，主要承担制定欧盟对外气候决策的职责，协调欧盟内部立场，试图达成欧盟对外谈判一个声音的企图；
环境部长理事会、轮值国主席以及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形成了欧盟特殊技术主导型谈判方式，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谈判能力非常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取得重要进展和这些是密不可分的”[10]。（4）智慧领导力，即在谈判中议程设定、提供集体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促进达成共识[11]。欧盟所构建的碳排放交易系统等措施，以及对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应控制在工业化前2℃以内的论断支持都是这一领导力的体现。
2.基于追随者视角的领导力类型。如果缺少追随者的认可并跟进领导者所引导的方向，那么领导者对某一议题的领导力将成为空谈，“追随者是重要的，因为他们授权领导者领导某一议题”[12]。追随者视角下有两个理论假设第一个是公共产品领导力假设。领导者追求公共利益而不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整体考虑成为领导认可的重要因素。欧盟能够长期成为气候变化领导者原因在于他们追求的控制气候变化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是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第二个是利己主义假设。领导者代表了追随者利益，越能代表当事国的利益，在追随者当中越能被认可为领导力[13]，小岛国联盟对欧盟立场支持验证这一假设。
（三）欧盟气候变化领导力的变迁脉络回顾 国际气候变化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阶段划分，有“两阶段”[1415]说，四阶段说[1617]，普遍认为欧盟目前这一政策领域的“领导力作用式微”[1718]，经历了起伏变化过程，我们采用了四阶段说法，并以重要气候变化国际会议欧盟表现以及Parker， Karlsson和Hjerpe在成员大会上大型访谈问卷结果（样本数为1571）为依据进行划分。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时期（1997之前）。
这一时期，欧盟积极作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领导力处于上升时期，但还不是领导者。20世纪60年代几次大的环境公害事件，欧洲在共同体层面开始处理环境问题，以及欧共体建立之后发现环境标准成为影响一体化进程的制约因素，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入环境议题，通过设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一系列条约，环境议题在欧盟的地位不断提升；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开始，欧洲国家及欧共体将气候变化与能源议题连接；
为了配合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出台，在会谈之前，欧洲理事会提出“确认欧洲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的倡议，一些成员国内部已经作出高于公约要求的气体减排要求。公约（从1991年2月到1992年5月）中提到的有关举行的六次会议中欧盟均积极参与；
“美国基本控制了1992的公约谈判结果，被看作领导者”[17]。
2.京都议定书时期（1997-2008）。
欧盟利用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消极作为，顺利接棒成为这一议题上的绝对领导者，并且延续到2008年。期间虽然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的影响力上升，但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能够超越欧盟（具体见表2）。当全世界认为京都议定书彻底失败时，欧盟却作出了许多学者与专家期待的相反事情欧洲留在京都议定书中，并且采取了极高的减排单边政策，发挥了领导力作用，率先执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
欧盟在这一时期也发挥了智慧领导力的作用。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欧盟推出了自己的排放交易体系，这套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UETS）是其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是欧盟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主要途径。
欧盟为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达成和批准、生效的谈判过程中，积极作为，为谈判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准备，充分发挥工具领导力的作用。在处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分歧时，采取了灵活策略，在碳税和共同履约等方面作出让步，把日本和加拿大等伞型国家集团成员国留在京都议定书之内；
同时承诺提供更多资金，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达成“马拉喀什协议”，彻底挽救了京都进程。
欧盟也充分利用了结构领导力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欧盟以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交换，使俄罗斯最终同意批准京都议定书，欧盟和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协议中将天然气价格提升了两倍，这是欧盟对俄罗斯的示好，从而为京都议定书符合法定条件正式生效铺平了道路。
3.哥本哈根协议时期（2008-2009）。
2007年，巴厘岛会议被看作是“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起点，欧盟因为在京都议定书的签署问题上没有任何争议，并一直致力于说服那些立场摇摆的国家加入，仍被国际社会看作气候谈判的表率和先锋。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2008年12月出台的气候变化政策计划饱受诟病，被认为是退步的表现，因为该计划的出台是源自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求，就此，欧盟逐渐偏离了领导者角色[16]。会议进行不久，欧盟似乎就失去了扮演领导者的激情，不仅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京都议定书存续等问题上持消极态度，而且强势表态希望在某些具有国际竞争性的行业采取统一减排行动的提议以及希望采用征收碳税等方式大范围实施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这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谈判中，欧盟在自身没有作出理想的减排承诺前提下，不断施加压力敦促中国、印度和美国作出更多的减排承诺；
欧盟主张放弃“巴厘路线图”中所授权采取的双轨谈判机制，固执坚持提出的单一轨道，遭到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对，阻碍了会议进程。
欧盟的失败让基础四国联盟在COP15中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产生了实质影响。后期在美国与基础四国联盟的合作下，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欧盟从领导者沦为旁观者；
欧盟被各国认可的领导力地位急剧下降；
而这一时期中国、美国的地位则上升，甚至超过了欧盟位置（具体见表2）。
4.“德班路线图”时期（2010-至今）。
2009年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沦为边缘者之后，欧盟内部对此颇有微词，欧盟及成员国召开多轮磋商，试图重新夺回领导者地位。由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通过行政命令采取了一系列减排措施，还有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有力作为，美国与中国的领导力地位逐步上升。2010年3月9日，欧盟委员会发布题为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重振全球气候变化行动刻不容缓的政策文件，明确地阐述了欧盟后哥本哈根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总体战略。2011年的德班气候大会，欧盟极力推动并达成的“德班路线图”重新让欧盟获得了“气候谈判推动者”的美名。
2012年多哈会议，欧盟针对波兰“热空气”问题出现了明显内部分裂，根本无力主导多哈谈判。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期间，东道主波兰（欧盟成员国）的“煤炭门”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愤然离席；
2015年3月，欧盟率先向联合国递交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欧盟内部表现出了强烈的领导者企图。2015年11月27日，在欧盟、中国及美国的积极协调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21）近200个缔约方一致通过并不完美的巴黎协定。
总体而言，欧盟在这一阶段积极参与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欧盟已无力扭转领导力下降的颓势；
尽管欧盟的领导者地位有所上升，但是已经难以恢复到2009年之前的状态，国际气候变化议题上呈现出“三足鼎立”格局。
三、欧盟环境领导力综合解释框架 （一）欧盟环境领导力综合解释模型 如同前面对领导力概念的分析，我们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来自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动机与能力。欧盟环境领导力是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不仅仅是单一经济或者利益因素所能够解释的，应该把欧盟参与气候议题的各种动机以及欧盟作为超国家实体的不同能力纳入到综合解释框架当中。
1.动机。动机要回答“是否值得做的问题”。动机是驱使人们或者组织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因。以利益为基础的国际环境政策分析模式同样适用于分析说明欧盟的环境领导力，包括环境脆弱性，成本（经济利益）以及收益（政治上的能源安全以及文化民意基础）[19]。欧盟在2007年就明文提出它的目耸橇斓既球行动对抗气候变化[20]。
（1）环境脆弱性。环境脆弱性是指“人类易受或敏感于自然灾害破坏与伤害的状态”[21]。基本假设是环境脆弱性越严重，对环境重视程度越高。国外学者德特勒夫斯普林兹和塔帕尼瓦阿托兰塔利用环境损害（或称生态脆弱性）和减排成本这两个变量解释一国参与国际环境合作的态度和行动[22]。根据这一逻辑，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所采取的积极姿态所对应的动机及行为是因为较高生态脆弱性以及较低的减排成本。
欧洲地理位置偏北方，对气候的变化异常敏感；
欧洲大陆上国家众多，各国的国土面积狭小，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时回旋余地小。根据测算，欧洲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受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