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文学评论界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研究从意识流小说特色，女权主义思想，到同性恋倾向和抑郁病史，可以说已经是相当丰富和深刻了，但对伦敦城之于伍尔夫的重要性的研究就目前来说还鲜有涉及。本文拟通过分析伍尔夫作品中的伦敦背景，伍尔夫在伦敦的成长经历及其对伦敦生活的感受，梳理伍尔夫在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浓郁而独特的伦敦情结。
关键词：伍尔夫；伦敦城；伦敦情结
伍尔夫作品中的伦敦印迹
“用卡夫卡的话说：她用一只手挡住命运的袭击，另一只手匆匆在纸上记下自己想到的东西。”[1]在伍尔夫丰富的小说与散文作品中，伦敦――或是背景，或是意象，或是象征，其人、其物、其事“如原子般”散落在伍尔夫笔下，让我们得以随着城市中流动的意识而感受它的活力。
《达洛卫夫人》可以说是伍尔夫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伦敦小说。《达洛卫夫人》中，开头部分的“多美好！多痛快！”就表现了她刚出家门投入伦敦街头热闹场面的欣喜之情。 “‘我喜欢在伦敦漫步，’达洛卫夫人答道，‘说真的，这比在乡下溜达有意思呢。’”[2]（MD，p6）这是小说中达洛卫夫人亲口表达她对伦敦城的热爱之情的唯一字眼，同时也是伍尔夫自己的心声。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跟随达洛卫夫人的脚步和思绪，穿过维多利亚大街进入圣詹姆斯公园，又走上皮卡迪利大街，向邦德大街的花店走去。走出花店，达洛卫夫人的街头漫步被那辆发出巨大声响的汽车的去向所代替。跟着这辆车，我们又穿过皮卡迪利大街，转向圣詹姆斯大街，经过白金汉宫，转入莫尔大街。这时，天空的一架飞机又将莫尔大街，格林公园，皮卡迪利大街和摄政公园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至此，我们游历了伦敦最中心的地带。
在伍尔夫的其他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伦敦的无所不在。1931年出版的《海浪》中写到伯纳德乘火车去伦敦时，被伦敦的气势、张狂、繁盛和巨大的包容力深深震撼；写于1937年的《岁月》描绘了一幅大英帝国风雨飘摇的图景；1922年出版的《雅各布之屋》中的雅各布把伦敦看成文明的发祥地，称赞大英博物馆为文明的中枢神经和大脑；1928年出版的《奥兰多》中的奥兰多在四百年间穿越时空，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经历见证了伦敦乃至世界天翻地覆的变化。
１931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给《好管家》杂志写了6篇关于伦敦社会生活的散文，2005年这些文章以《伦敦街景》为题完整出版，使我们可以跟随穿行于伦敦街头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从泰晤士河畔到船坞区，到牛津街，到济慈和克莱尔的老宅，到圣保罗大教堂，再到威斯敏斯特宫和议会广场，领略伍尔夫感受到的伦敦风景。在伍尔夫笔下，我们看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个繁嚣、活跃的伦敦，一个集商业、文化、政治与宗教于一身的中心城市。
伍尔夫的伦敦生活
伍尔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定去伦敦，就为听听Strand大街上的喧嚣……不知为什么，人们无法把里士满当做正儿巴经可以生活的地方，我想人们来这儿总是来游览放松的，那是它的魅力所在，可我们总是想要哪天能认真地，正儿巴经地生活。”[3]对于伍尔夫而言，乡村的安静、惬意与悠闲并非她心目中真正的生活，在伦敦熙熙攘攘的街道散步，与伦敦思想自由的文化精英们在沙龙畅谈，在伦敦充满激情的生活中任创作灵感跳跃，这才是伍尔夫心中真正的有意义生活。伍尔夫这种对伦敦城的眷恋当然与她的生活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1904年父亲去世后，弗吉尼亚兄妹邀请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广场居住区和学术区聚集的一群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画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一起谈论文学、艺术、哲学、美学、社会和政治，开创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哥哥因病去世后，弗吉尼亚和姐姐凡奈萨一起成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高贵美丽、谈吐不俗的沙龙组织者。她们的住所经常汇聚英国新一代名流，诸如E・M・福斯特、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等等。这一文化精英圈表面上组织自由松散,但其思想、创作和行为却表现出一个共同的宗旨,即怀疑传统,反对定规。弗吉尼亚对这种自由而又充满激情与灵感的聚会心醉神迷。可以说，布鲁姆斯文化圈对伍尔夫的性格、思想、创作和生活态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24年至1939年在伦敦布鲁姆斯区生活的这十几年，是伍尔夫创作成果最丰富的时期，无论是小说、评论还是散文，都成为后世经典读本，而伦敦这座带有文化底蕴、历史沧桑和现代活力的城市恰恰为伍尔夫提供了这样一个理想的生活与创作场所。
伍尔夫的伦敦――真实，自由与激情
伦敦对于伍尔夫而言，并非只是小说中的背景，散文中的风景，它是真实的生活，是自由与自主的心灵的归宿，是释放生命激情的空间。
真实：在《论现代小说》中，伍尔夫认为现代作家要以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为己任，他们的作品要深入到人物的意识深层，她呼吁：“让我们描出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的（不管表面看来多么互无关系、全不连贯）的痕迹吧。”[4]在她满是意识流动的小说创作中，我们看不到过多对伦敦人与物的细致入微的外部描写，但我们又无时不在感受伦敦城的喧闹与孤寂、文明与压抑、高贵与卑微、自由与困顿。我们能够在《达洛卫夫人》中解读到她对伦敦的深情。她这样写道：“然而不知怎地，在伦敦的大街上，经历了沧桑岁月，这里那里，她幸存下来了，彼得幸存下来了，活在彼此的心中，她坚信自己属于家乡的一草一木，属于那座难看的、乱草丛生的破房子，也属于那些素昧平生的人们；她像一层薄雾，弥漫在她最熟悉的人们之间。”（MD，p9）和克拉丽莎一样，伍尔夫将对伦敦的爱与生命融合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感受到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生命，真实的自我。
自由：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弗吉尼亚在火车站疯狂地想要回到伦敦去的呼声，分明是“我要自由！”面对随时可能陷入的精神危机，伍尔夫投身于伦敦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她渴望摆脱他人的安排，寻找释放心灵，享受自由的归宿的意愿。
“她在1933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要继续冒险，继续变化，开阔思想和眼界，拒绝被打上戳记和纳入模式。重要的是要释放自我：让它不受制约地找到自己的空间。”[5]伦敦，飘散着伍尔夫这朵英格兰百合的自由的灵魂。
激情：对伍尔夫而言，伦敦的建筑和街道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背景，伦敦象征了一种活力，一种激情。正如《达洛卫夫人》中所描述的那样，“闹哄哄的阿灵顿街和皮卡迪利大街，似乎把公园里的空气都熏暖了，树叶也被烘托起来，灼热而闪烁，漂浮在克拉丽莎喜爱的神圣而活力充沛的生活浪潮之上。跳舞呀，骑马呀，她全都热爱。”（MD，p7）她还热衷于聚会，喜欢鲜花和漫步。街头漫步赋予了她活力，邦德街令她着迷，晚会使她充满激情。这分明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与莱辛在批评电影《时时刻刻》时对她的认识如出一辙：“这个女人不生病的时候享受生活；喜欢聚会，朋友，野餐，远足，短途游览。”[6]“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伦敦意味着自由、亲吻，意味着可能出现的艺术灵感以及在黑暗中飘忽摇曳的疯狂之光。”[7]
我们可以说，伦敦孕育并造就了伍尔夫这位伟大的作家，因为伦敦赋予她想象力，给予她激情，赐予她创作灵感，因为伦敦之于伍尔夫是真实的生活，是自由的归宿，是洋溢生命激情的乐园。
参考文献：
[1]昆汀・贝尔著：萧易译，《伍尔夫传》[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p2。
[2]此处和下文的MD是Mrs Dalloway的缩略，均指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孙梁、苏伟译的《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M]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出自Virginia Woolf，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M/OL], http://www.省略/travels/woolf. html# captions # captions.
[4]伍尔夫著、瞿世镜译，《论现代小说》，载《论小说与小说家》[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P7-8
[5]邹斯�，游走在优雅和疯癫的临界线上，《世界文化》[J]，2008年第12期，p14。
[6]刘乃银，新发现的伍尔夫笔记与英国批评界[N]，中华读书报，2008年12月3日。
[7]宋文，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女性城市境遇――评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J]，《当代外国文学》， 2006年第3期，p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