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西方列强接踵来华，中外交涉频繁，“外交局势波谲云诡，机缄互用，实吾国往史所未觏”，成为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核心之一。在与各国的外交活动中，晚清政府及外交官们留下了大量的外交档案文书和私人记录，成为记载这段外交的宝贵史料。但因传统的管理制度，这些档案文书，或深藏宫中，或储存于有司衙门，除最高统治者和典守官吏外，外人难以得而窥之，几近隔绝于世，时人及后人对于这段惨痛屈辱的外交了解甚少。直至民国成立后，这一状况才逐以改变，大量反映晚清外交的史料在这一时期涌现。本文试就民国时期整理出版的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史料作为例证，作一简要分析。
一、晚清外交史料整理出版的背景
民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无论是古代史，还是对于刚过去的晚清的历史，都有大量史料被发现。胡适曾在《清季外交史料序》中指出：“最近四十年中，中国史料出现之多，为向来所未有”，并例举了包括“北京宫廷各处档案的公开”等“八大项最可记”的发现。晚清外交史料大量整理出版，主要基于以下背景：第一，民国建立初期，整个国家仍处于积弱状态，国际上愈来愈深地被卷进复杂的国际事务之中，国内军阀割据混战，不平等条约及列强享有的特权仍然存在，而当局外交却频频失败，民众痛定思痛，希望能通过研究中国近代以来外交失败的历史，反省晚清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之原因，总结晚清政府处理对外交涉失败的经验教训。第二，当时面临的民族、边疆危机不断加剧，如俄、英、日等国在中国边远省份纷纷进行侵略、分裂活动，特别是三十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社会愈加动荡不安，加之国民革命北伐后一度高涨的废约运动，更刺激了国人把注意力转向外交关系方面。第三，学术界的积极倡导，当时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准确理解中国近代史，必须研究外交史，虽然晚清有官私修撰的如《实录》、《东华录》等史书以及一些晚清外交当事人含有外交奏折、电函的遗稿文集刊行，加上后来的《清史稿・邦交志》等，但因非专书，都相当分散，或因忌讳，或有讹误，或是简略，或是遗漏，不成系统，使人难以一窥晚清外交的全貌。第四，清王朝的灭亡，为晚清政府外交档案的重见天日提供了契机。整理出版外交史料，不仅可以给学者提供进行研究的基本资料、给政府制定灵活有效的外交政策提供借鉴，同时也可为广大民众了解晚清以来中外关系渊源、认识近代中国整个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提供详实生动的材料。
二、晚清外交史料整理出版概况
据《民国时期总书目》记载，这一时期出版的以外交和中外交涉为专题史料有十余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晚清已成书但未公开刊行，直至民国间才得以整理出版，主要是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民国间系统整理出版晚清外交史料，可追溯至1929年起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影印出版的三朝《始末》。《始末》系晚清官方编修的大型外交档案汇编，包括道、咸、同三朝。鸦片战争的失败后，时任京官的赵昀向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咸丰帝之师)创议编辑《始末》：“欲取当时一切陈奏，悉行抄录，不遗一字，亦不更一字，汇成一本，名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帝允准了他们的建议，谕令设馆将道光朝与“外夷”来往交涉的档案编纂成书。道光朝《始末》记载自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烟始至1849年不准英人进入广州城通商十四余年交涉。同治帝即位后任命贾桢为监修总裁官，“面奉谕旨，照案撰辑”咸丰朝《始末》，记载从道光三十年正月至咸丰十一年七月的交涉。光绪帝即位后一仍旧例，命宝望主持同治朝《始末》的编撰，全书起自咸丰十一年七月，迄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三朝《始末》共收录文件9700余件，编为260卷，在选材和编撰方法上，“恭奉上谕、廷寄，以及中外臣工之奏折，下至华夷往来之照会、书札，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人实录者，编年系月，按日详载，期于无冗无遗”，“内外折件奉有�批者，先载殊批。……，旁注殊批及磔笔圈点勒抹，悉照原折恭载”；同时，亦将历朝《实录》及《圣训》未载或不详的有关“夷务”谕旨悉数载录，京内外臣工折奏、各国往来至照会、书函等也无不胪列于篇。在材料取舍方面遵循赵昀等提出的“不遗一字，不更一字”原则，如实抄录原文。但该书每卷无详细目录、编撰时日期全部改成干支、所有文件均无标题、各地进呈奏折的原发出日期删去只按到京日期排列等，给读者带来一定不便。三朝《始末》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历经数十年才成书，目的在于“资考镜于千秋”，书成后除以抄本留置宫中供皇帝检阅外，数十年未印行颁布，直至清亡后二十多年才被从宫中发掘出来整理出版，实属不易。
(二)晚清时部分已成书，至民国间补充、续编出版，主要是《清季外交史料》。清光、宣两朝，无《始末》那样的官修的外交史料汇编。而自光绪朝起对外交涉却愈加频繁，供职于军机处的浙江黄岩人王彦威深感史料之不足，“不有辑撰，曷以昭示未来?”决心编撰一部上承三朝《始末》的外交史料。王彦威曾在大库发现并抄录过钦定未刊的三朝《始末》，对其编纂体例相当熟悉，后利用人直军机处的机会，“以傣直余闲，摘取事由，记明日月，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地卷帙纷繁，往往夜以达日。”体例上仿《始末》采用编年纪事；内容除外交案牍外，凡政治、军事、实业、交通、商务、边防等有关交涉之重要文电亦连类而及。选材上“凡奏议中无足研究者删之，其可取而文字冗长者节之，唯有关大计各折片、各电报则均一字不遗。至总署与各使照会暨会议笔记，并与各国订立条约皆属此书要义，恒思旁搜，博采详载靡遗。”王彦威于1904年病逝，病榻上他将全部手稿整理成《筹办洋务始末记》，嗣后，其子王亮增补光绪朝1904至1908年的外交史料，编为一书，易名《光绪朝外交史料》，并借阅军机处原档名目，将全书档案分为上谕档、电报档、商约收发电档、教案收发电档，东事收发电档等。此后，王亮又搜集材料赓续编辑《宣统朝外交史料》，“国内搜罗者，除先公遗稿外，商请当时驻外各使领、今日外交当局并各图书馆供给材料；国外揉取者，�各使领馆未报部颇多，亲往调查。”八国联军侵华时王彦威随同慈禧太后等离京至陕，曾将途中所见之“拳匪肇事情形，及应付外交办法”专门记录，王亮将其辑为《西巡大事记》。此外，针对《始末》未标明子目，王亮为上述三书中档案文件悉加标题，册前皆加目录，并按事实分门别类，注明年月及卷、页数，编成《索引》一书。又仿《资治通鉴目录》及欧美年鉴体例，以时日为主，文件为从，将光、宣两朝中外交涉大事编成《外交年鉴》。最后，王亮又刊当时进呈地图十六帧，将以上六种书在民国二十三年合编以《清季外交史料》为题由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刊行。《清季外交史料》“论体裁，完全与《筹办夷务始末》相同，而于编辑方法上略有修改；论时代，是道咸同三朝《夷务始末》的续编，因为这书的文件是同治以后 清末三十余年的外交史料；论卷帙，等于三朝的《夷务始末》。”
(三)民国间整理成书出版者，主要有《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清季教案史料》等。
1932年至1933年，故宫文献馆又整理出版《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三书，取材均自该院所藏清代军机处档案。《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共88卷，前74卷为一般奏议、廷寄、电奏、电寄等类档案，附录日本、朝鲜等国递交的重要文件，后14卷是有关日俄战争的“东事收电档”，主要辑自军机处档案，宫中的朱批奏折、谕旨汇奏以及总理衙门档等均不曾收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起光绪元年，因“卢沟桥事变”爆发，编至光绪十六年六月停止，“该书前三卷尚多一般交涉，第四卷起几全部为中法越南交涉事情，惜所收稍滥，错字亦不少”。《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共5卷，收录文件约55件，主要为电档。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以下简称《辑要》)是由被誉为“近代外交史研究第一人”的蒋廷黻辑录档案整理而成。蒋认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涉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他这番意见主要针对当时中国学者研究晚近外交史大都依靠英、法等国发行的白、蓝皮书等辗转译述的外文资料，不免失实，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近代中国图书馆设备不完善，中国外交部门从来就没有公文的系统发刊，私人出版的虽不少，但都半零散不易批阅；另一方面未出版的公文一则因为政府不许学者研究，二则编目不得法，学者都半畏难而上。”“早在南开大学任教时蒋廷黻就注意从旧书史籍中搜集近代外交史料，并有《辑要》上卷油印本出版，中卷初稿也在1928年后已经编好。《始末》一书面世后，激发其修订再版中卷初稿的念头，并加入了始末的材料，完善了《辑要-中卷》。”在搜集《辑要》史料时，蒋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择其信”，即选择比较可信材料，他称之为“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记录，研究历史必须从“原料”人手，外交史的原料不外乎“(一)中外交涉公文如照会、备忘录、通牒、公函；(二)朝廷或中央政府给外交官的训令；(三)外交官对朝廷或中央政府的报告和建议；(四)外交官的朋僚函稿与日记。”第二，“择其要”，即无关紧要或当事人不知内情的交涉案不收，专收要案中知内情的文书及记录。第三，“择其新”，即那些久为人知的且已编入通常书籍的不收而偏重原料至有新知识的贡献者。根据以上原则，《辑要》上、中两卷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按时间先后分鸦片战争，伊利布耆英之抚绥政策，徐广张叶唐琛之强硬政策等十三章排列。在编撰方法上，若文件录自官方档案，则注明年月日，并在每一章节前都有作者的一段长短不等的引论，《辑要》上、中卷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1年、1934年出版。
1931年“九-―八事变”爆发后，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从1932年9月起在《大公报》上开辟专栏，每日连载一段史料，述自1871年中日初次订约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六十余年的中日关系。1932年4月《大公报》将已连载三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随后又陆续出版了第二至七卷，第七卷写至1919年因抗战局势恶化不得不停止。全书有关晚清的外交史料，则集中在前五卷。编撰体例上，叙述以时为次，以事为纲，分专题记载中日交涉的重要事情。选材上，王芸生往来平津各大图书馆，走访外交和史学界前辈、前清遗老，广泛搜集，“关于中国方面的，文件必取原文，纪事务求近确；关于日本方面者，文件则取中国政府之正式译本，或直接译自日文，宁不雅驯，也存其真”，并参考借阅中外典籍数十种，多为鲜见于肆的私家藏本。甲午战后中日关系常涉及三边和多边关系，因此作者亦搜录影响中日关系的其他各国的资料，并每卷之末都附参考书目，以便读者取证。缪凤林曾评论此书“在搜罗材料和排比编次两方面，都有相当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本书编写时间紧迫，因此多有临凑而成的感觉；王本人并非专家，史料缺乏精密的考核，不免有各种普通错误；分段撰写，也使全书在形式上不是很整齐划一，整体上比较粗糙。
晚清时期教案频发，往往成为中外交涉的肇端，列强经常利用教案向清政府提出不合理要求，甚至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因此，对教案的预防和处理一直都是清政府外交的重要内容。故宫博物院1937、1947年辑录军机处档案中外国关于教案的照会分别整理出版了《清季教案史料》第一、二册。编撰方法上，每一案件中的文件，均以年月为序排列。其中第一册选自1867至1884年英俄法比四国照会，包括浙江、江苏、台湾等地教案十九起，第二册选自1871至1883年美国照会，包括江西、福建等地教案十起，所录多《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所无，因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除上述史料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定期整理出版的《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等资料汇编中也包括不少外交史料，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述及。
三、民国时期出版的晚清外交史料的特点
综观这批史料整理出版，可以看出它们具有如下特点：
(一)以原始档案为史料来源，可信度极高。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外交档案是国与国之间往来、交涉活动的最原始的记录，是研究外交史的第一手材料。晚清中外交涉频繁、档案生成数量巨大(如军机处、总理衙门、内阁大库所藏)，但“清朝定例，凡明降谕旨及交内阁发抄者，臣民始获得见，至若廷寄电报及臣工条奏有关紧要者，均悬之禁令，不得传播外间”，民国间能有如此之多外交史料的出版，大多得益于这些档案的发现。像三朝《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直接来源就是宫中档案；其他史料选材或直接、或间接取自档案。在整理出版方面，故宫博物院因其自身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贡献尤为突出。
(二)规模宏大，选材广泛，内容丰富。清代设馆修书最为盛行，官修和钦定的书籍多达四百余册，其中最大的一种就是三朝《始末》。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三朝《始末》共二百八十卷，近七百余万字，可谓卷帙浩繁，《清季外交史料》更是达二百七十余册，记录晚清道、咸、同、光、宣五朝交涉史实，基本从未间断；其他各史料针对当时各种交涉，各有所重，均在数十万甚至百万字以上。在资料类型上，涵括上谕、奏折、电报、条约、照会、信札等多种，各书互相参证补充，基本上反映了晚清外交的概貌。
(三)与时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编撰方法不断成熟。三朝《始末》当初修书之目的在于“‘资考镜于千秋’，供最高统治者借鉴之用”，其出版也直接得益于清宫档案的开放与发掘；《清季外交史料》编撰出版之目的亦在于“昭示未来”；仔细观察各书出版时间，便发现大部分集中在二十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这正是中国面临各种内忧外患之时，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外交史料大量出版，亦可以看成是针对现实之应时之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时在每日史料之前都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字样，以警世人。
(四)学术价值巨大，影响深远。“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开创学术新潮流或新领域，须以新材料发现为前提，民国时期这批晚清外交史料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外交史甚至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极大促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三朝《始末》与《清季外交史料》出版后，“清朝的外交，从鸦片战争直到满清末年几全成为公开的史实，学者如要知道这段外交史――中国近代史的最重要的方面――在资料上不应再感缺乏了。”《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我们研究中国外交史者，始能中外材料参用，其中能造学术的发明材料确乎不少”，这批史料的出版，改变以往外交史研究中的全部依赖外国发表的文件的现象，“有了《筹办夷务始末》与《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需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的注意，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史料有的多次被重新修订或再版，有的被引用编人各种专题资料，有的还出现了对原书进行续补的工作，成为学习研究晚清外交史必备的基本资料，经常被引用。当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习惯、排版方式等的不同，这批史料中一些影印本使用起来多有不便，如同治朝《始末》至今未有点校本出版，《清季外交史料》仍只有影印本未见点校本，这些都还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