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反映江湖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向读者展示了江湖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理想,崇尚武力的社会观念,具有嗜血欲望的性格特征,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还有就是对待妇女的态度。本来，男尊女卑、夫为妻纲是中国古代的伦理纲常的内在要求，是儒家礼教的正统观点。比如，《三国演义》写女人就带着作者男尊女卑的情感，但《三国演义》是按照旧道德观去褒奖善女子、贬损恶女子，文中着墨较多的女子大多是男人们走向成功的背后助手，对于几个屈指可数的坏女人则着墨不多。但《水浒传》鼓吹的却是一种极端的男尊女卑，它对待妇女的态度不仅仅是歧视，简直可以说是敌视，这样的男尊女卑是病态的、畸形的。这种病态的女性观可以从两方面看出，一是《水浒传》中对女人的描写，二是梁山好汉对待女人的态度。
《水浒传》写女人，既写了梁山泊的女英雄，如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也写了一些坏女人，最著名的是潘金莲、潘巧云和阎婆惜。《水浒传》写了几位女英雄，但把她们写得凶神恶煞，虽然武艺高强，却显得不男不女，失去了女人应有的魅力。先看顾大嫂，绰号“母大虫”。文中写她生得“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是个“生来不会拈针线”的角色。打起架来“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发起怒来，“提井栏便打老公头”。打祝家庄时，正是她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不过顾大嫂的性情虽不好，但人品还是好的，她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相比之下，孙二娘就比较吓人了。她是开黑店的，过往客商一不小心就会被她大卸八块，将“大块好肉切作黄牛肉卖；零碎小肉，作馅子包馒头”。这样的女人简直就是杀人魔王。然而更可悲的是扈三娘，这位“天然美貌海棠花，玉纤手将猛将生拿”的千金小姐，一门老幼被李逵尽数杀了不说，还硬是被配给了一个长相不行、人品有问题、武功不如她的王英。但她不思报得血海深仇，却仅仅“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便与王英拜谢了”，真可谓无情到极致了。可是我们应该给予她更多的是怜悯，而不是指责。试想她孤身一人能做什么反抗吗?她只是一群有着畸形妇女观的不近女色的好汉们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再来看水浒传中的另一组女人，即好汉眼中的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阎婆惜家境贫寒，死了父亲，无钱埋葬，宋江出钱帮她埋葬了父亲。后来经王婆撮合，宋江娶了她。初时，阎婆惜或许有些喜欢宋江，但后来发现宋江并不把自己放在心上。于是阎婆惜便和张文远有了关系。阎婆惜不爱宋江有她的理由，但《水浒传》中却认为是大谬不然。书中写宋江怒杀阎婆惜一节，写得十分精彩，好像阎婆惜就该杀，杀得好，大快人心，其理由是宋江人称及时雨，江湖英雄闻其名如雷贯耳，这样的英雄为何不爱？其实英雄与爱情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便美女想爱英雄，可好汉们也不让美女来爱。潘金莲便是一个例子。她由于得罪了大户人家而下嫁武大郎――一个卖烧饼的矮子。她见武大身材矮短,人物猥琐,不会风流, “为头的爱偷汉子”。后来武松来了,她被武松的雄壮所打动,继而勾引武松。然而武松并不领情,因为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性的猪狗，结果潘金莲就和西门庆勾搭上了。当然她的下场也极其悲惨,被武松剖心杀死。不过这几个坏女人中,死得最冤的要算潘巧云了。潘巧云之所以坏,是因为她与和尚通奸,还陷害石秀。但这罪不至死，她只是耐不住寂寞,经不住诱惑而已。但是《水浒传》的作者认为,女人一旦有通奸行为,便是天大的罪名，被残忍杀死是理所应当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好汉们对待女人的态度。在梁山英雄看来，好汉可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也可以转变立场，招安投降，但绝不可好色。于是梁山的英雄好汉们基本不近女色，也似乎不曾有过婚外的性行为，即便娶了老婆，也是扔在一边，好汉们基本成了无性的男人。婚姻本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梁山英雄们却不把这当一回事。宋江就喜欢随便主宰别人的婚姻。为了逼迫秦明背叛朝廷，宋江等人设计害死了秦明一家老小，当秦明入伙后，宋江马上把花荣的妹妹许配给他。好汉们对待自己的婚姻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柴进娶金芝公主，只是为了窃取军事机密。当宋江等人攻破方腊城池时，柴进见金芝公主自缢身亡，不但没有愧疚之心，而且连宫苑也一起烧化。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柴进对金芝公主真可谓是多日夫妻却无半点恩，实在令人心寒。
《水浒传》的作者为什么会对女人有着天生的厌恶，会这样仇视女人呢？我想首先是受了“女人祸水论”的影响。在历代文人墨客中，女性是祸水，是导致祸害的尤物――妲己漂亮却乱商；褒姒是个美女，周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而落个惨淡下场；杨贵妃回眸一笑百媚生，于是也让唐朝遭受了安史之乱；陈圆圆倾国倾城，于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大开城门引清兵入关。在这些“铁证”面前，男性为了能“一将功成”就纷纷向“祸水”开刀了。大将刘宗敏为了能让李自成消除疑虑，有破釜沉舟的决心，突围成功，竟然把自己的两个妻子全杀了，其他主要将领也纷纷效仿刘宗敏以示自己的忠心。在他们的眼中，把女性杀了比把山寨烧了还简单――她们是草芥、虫蚁，要做英雄就必须视女性为累物。总之，女人是男人们受苦受挫受难的诱因，男人一旦跟女人沾上边，便会招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宋江的灾难，是阎婆惜诱发；武松兄弟的灾难，也是潘金莲造成的；石秀、杨雄的流落梁山与潘巧云的红杏出墙有关；花荣的祸从天降与刘高老婆的陷害有关；卢俊义的身陷死牢与其妻贾氏的偷情有关。
其次，作者病态的女性观也与正统的英雄观有关。“英雄，就是伟大人格，确切说，英雄就是永恒价值的代表者或实现者。”英雄之所以能成其为英雄，就正因为他代表了、实现了人们理想世界所向往和现实世界所规范的一种“永恒价值”，体现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并达到了人们难以企及的行为高度。合乎正统规范的英雄观体现在两性关系上则是：多情乃非真豪杰，无情方是大丈夫。《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对女色基本上都采取了禁欲主义的态度。比如宋江是仁义至孝之人，但他却宁愿背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巨大压力也没打算娶妻生子，依然“ 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而那个想娶老婆的王英却遭了轻视，被宋江训导说“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随’ 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在他们看来，英雄应与“万恶之源”的情欲绝缘。即使在家庭关系内部，正统的英雄观与对女性的定位意识也渗入其内，梁山上除林冲以外，其余的好汉大多对妻儿不闻不问，很少具有为夫为父的家庭角色意识。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秦明在妻儿惨死两天后即另觅新欢，花荣认为妻儿有“ 囊�糊口” 足矣。在他们心中，妻子不过是随时可换的衣服，仅需食物养活的动物，根本不存在人的精神与思想。
这些把家庭处在随意从属地位的现象是由封建婚姻的本质决定的。《礼记・婚义》曰：“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丝毫没有肯定夫妻之情在家庭关系中的主要地位。正如恩格斯深刻阐述的：“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 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 而是婚姻的附加物”。《水浒传》中众多英雄好汉的禁欲主义和对婚姻的随意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女性的轻视心态。他们无视女性的人格价值，甚至无视女性生命的存在，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舍弃。许多无辜的女性惨死在英雄们不负责任的刀下。
有一种观念叫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有多种解释。一种理解是，英雄气总是短的，儿女情才能够长久；另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不要紧，反正还有儿女情长；还有一种理解是，英雄气之所以短，是因为儿女情长。《水浒传》的作者显然取最后一种理解，这与正统的英雄观有密切联系。在正统的英雄观看来，历史上许多英雄的悲惨结局就是由于儿女情长造成的。小乔给周瑜也给整个江东引来刀兵之祸，周瑜在这场战争中短命而亡；貂蝉害得吕布身败名裂，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虞姬则在项羽兵败垓下时成为负担，“虞兮虞兮奈若何”,多少影响了项羽的斗志。于是要想保证自己“英雄气长”,便只有反其道而行之，做到“儿女情短”。
除了上面的两个因素，导致《水浒传》作者病态女性观的更重要的因素是江湖文化中的游民心态。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大多数的农民都被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很少进行流动。他们生活在宗法社会的网络中，有自己的家庭，奉行的是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和道德观念。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的大量增加，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一些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浪迹四方，为生存而奔走奋斗，这些人就被称作游民。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隐性社会，并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中最多的就是游民。例如在家乡杀了人逃亡在外的戴宗；在监狱里做了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逃避灾难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专好结识江湖英雄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势的卖艺的薛永等等。这些游民由于脱离了主流社会，生活处于不稳定的漂泊状态，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庭，因此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滋生出一种变态的敌视。
总之，《水浒传》作者病态的女性观是在中国古代主流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江湖文化的双重关照下产生的，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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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沙沙（1986.10―）女，四川广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