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构思，主要是指散文在通过什么线索和结构来组织材料，从什么角度来展开内容的叙写等环节上，所作的独到的选择和安排。”它不仅关系着散文文本类型艺术的成败，还影响甚至左右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作家的雅趣塑造和思想追求。
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特殊性,在于它取材广泛，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千姿百态。如何将纷繁多样的材料嵌于自由灵活的形式中，再打磨出一个完整的艺术体，散文的艺术构成就尤为重要了。它充分展现了作家的才识、慧心和独创性，当然，也关系到文本独特艺术效果和美感特质的形成。
记得《余光中散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散文要因景生情，随事起感，自由灵活，活泼天然，得有点诗人的本领；要叙事生动，写人出神，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由此可见，散文家得有‘杂家’的技能，本文拟就《秦牧散文》、《文化苦旅》在叙写等环节中的个性差异，对各自的“叙述模式”进行一番探讨分析，以便更深刻地了解秦牧、余秋雨散文的内涵和风格，并借此思索小说文本解读的一种方法――“叙事学”，对散文构思的影响。
一、“一事一物”表现不同的叙述主体
“文本的叙述主体是相对叙述客体而言的，叙述客体不完全等同于文本的内容，作品的题材、主题和感情思想等所归属的生活背景和客观世界表现在散文创作便是叙述主体对叙事材料的征服和占有，这种占有决定了叙述主体在叙事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此为切入点，我们会发觉《秦牧散文》、《文化苦旅》在叙述主体的表现上有很大差异。
《秦牧散文》中的叙述主体就是秦牧本人，他情感丰富、浓烈、畅达，总能凭借思想的羽翼，将古今中外的逸闻趣事、历史典籍、社会百态恰到好处地融入散文创作中，使文章妙趣横生、情思洋溢。作者在‘咀嚼’叙事材料的过程中，从不忘记对共产主义、新中国、劳动人民等一切美好事物的赞扬和讴歌。也许《秦牧散文》在现在看来，难免卒读，因为文中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和政治口号。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秦牧与杨朔是散文界的旗帜，秦牧对于散文创作还提出了“一个中心”说和“一线串珠”论，这后来影响到了肖云儒的“形散而神不散”论。
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虽然秦牧在创作中有时代的影子和局限，但他面对“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生气勃勃的先进思想时，尽可能地挖掘自己的创作灵感和写作风格。《秦牧散文》中既坚持了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又绽放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秦牧在政治宣传与艺术传承中搭建了一道和谐、多彩的桥梁。《雄奇瑰丽的中国山水》一文中，秦牧以全知视角向读者叙述了中国大好河山的全景图，有大川、内海、巨湖、山峰、森林……它们千变万化、蔚为奇观。待一一叙述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丽景色后，秦牧没有忘记将读者的思想聚中，笔锋一转，叙写的思想焦点便浓缩在文章结尾：“大自然的杰作是值得赞美的，人类双手创造的奇迹应该说尤其值得讴歌。而真、善、美的东西，将超越时间和空间，打动我们大家的心灵。”秦牧就是这样一位性格直爽、豪迈、情感充沛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中，充盈着人类智慧、社会大爱、自然大美的美好思想。
艺术品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物，它有自己的思想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根”。这个“根”与其他要素错综复杂地交合在一起，能衍变成无穷的情形来。秦牧的“根”在于对“共产主义”及真、善、美事物的叙述与宣传，而余秋雨对自然山水的“排列组合”，则与秦牧迥然不同。
经典永远通过重新解释而获得更新，《文化苦旅》的叙述主体不单纯是作者本人，而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人格构成的探索。他的基本路子是，让自然山水直挺挺地站着，然后把自己贴附上去，于是，他身上的文化感受逗引出它们身上的文化蕴涵。文中的叙述主体“我”，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早已对中国文化和文人有了密切的关注。自然山水风物作为一种客观实体，它本身没什么思想性，“我”作为中国文化、文人情感反思的化身，在与客体相互碰撞之后，则以自然物为依托，宣泄出自身的文化情感和“两难”的困惑。例如，《道士塔》中叙述主体“我”被支解为三个小个体：真实行走的“我”、与王道士对话的“我”、内心挣扎的“我”。“我”在文中的解构，真实地凸显了余秋雨“两难”的心境，他爱佛教圣地、经书文献，可他又恨，恨自己没有早出生在那个年代；恨堂堂的佛教圣地居然让一个道士来看管；恨，诺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最后，他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这里，我们没必要去质问作者是否真的会哭，因为“水至清则无鱼”，文则“纹”也，适当的渲染，反而有利于提升艺术的真实和美感。
余秋雨是个性情中人，他总是带着疑问和困惑，走向一片片广阔无垠的文化空地。他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说：“‘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又渗入了笔墨之中。”表象看来，余秋雨是自讨没趣，佯装出一副老夫子、文化名人的姿态，其实，他笔墨间叙写的是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严肃而不失知识性、趣味性的评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敢对我们过去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与秦牧单纯、质朴、浅易的爱国情感相比，余秋雨在散文中的“情”则更先智性、弹性、知识性。在文学界，虽“余秋雨现象”引来不少争议，一些批评家没有遵守西方谚语中“将铲子说成铲子”直言不讳的风格。可外界的恶批、指责丝毫没有摧毁余秋雨对文化的执着体悟，及他与中国文人的倾心交谈。对文化、文明、文人的思索和深刻剖析仍旧是他散文“根”的所在。
二、“形散神聚”彰显不同的叙述模式与创作主题
散文在文学创作里是一种接近天然的文体，“真”“散”“美”是其核心特点。散文家李广田在他《谈散文》一文中，曾把散文的写作比喻为一个人随意散步，“散步完了，于是回家去”。借此，我更乐意将散文家喻为“列车长”，那么读者则如坐上一列目的地明确的火车。这一比喻形象又很在理，因为，散文再散，它总应有一个“聚光点”，也总有一条情感、思想或理路的线索，引导读者向那“聚光点”推进。
秦牧散文在叙述模式上，“常以理性为指导，把理念（主题）与物象（服务于主题的人、事、物、景等）对应起来，形成‘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的效果。”通读完《秦牧散文》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写景叙事，还是咏物论理，秦牧文章始终呈现着丰厚的情味韵致――恬静、闲适、温和、真挚。
在构思上，秦牧力求标新立异，但其文章在结构、材料的安排上，还是有迹可循的。开篇，作者饱满的思想情感总是在一景一物或一人一事的刺激下牵引出来；文中，作者则以古今中外的名人轶事，或世间百态的奇闻趣事，加以叙述及引证；结尾，作者灵机一动，便用高度凝练的笔法概括中心思想。
例如，《英雄交响曲》中“从这些残而不废的亲人们身上，我们想起了……这些事情使我们当日读报的时候像给火烧到一样。”《社稷坛抒情》中“这图案使人沉思，使人怀古……想一想这些肥沃土地的来历，你不由得涌起一种遥接万代的感情……”作者的情感暖流并没有就此停歇，“我在这个土坛上低徊漫步，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凭着思想和感情的羽翼……”较秦牧的叙述模式而言，其散文的叙述主题更容易概括。秦牧自己曾说过，他的散文是“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秦牧散文》的创作主题，较多地体现了社会群体意识，以时代的政治的感情代替了作者个性化的情感，从而汇聚成一条“倡导爱国主义，称赞好人好事，歌颂新生事物”的思想长廊。
任何文类开始时常是起源于作家的创造性尝试。秦牧、余秋雨都是学者散文的代表作家，后者保存了学者散文的主因素，但在散文发展的纵轴线上，余秋雨又在叙述模式、创作主题等方面作了创造性的尝试。秦牧的叙述在平实中见深沉，从容淡定，不夸张高尚的，也不渲染苦难的。余秋雨在叙述中则更显灵动、冷峻和放逐抒情的意味。用韦勒克的“心理文体学”讲就是：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必须有一种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表达。余秋雨用他好动的双脚和亲身经历诠释着自己对文化的珍视和对文人的珍重。
余秋雨以“游记”的方式，走走停停、思思索索，用简劲而冷峻的文笔，叙述自己在游览中国自然风物、名胜古迹时，对华夏几千年文化的感慨、反思和评论。在散文创作中他建构了自己的叙写模式，即以山水风物为依托，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文化苦旅》中由三个圆点，即诗性语言、故事和文化感叹，构成一个坚固、严密的散文布局，从而形成《文化苦旅》“三足鼎立”的局势：以诗性化语言叙说为外衣，以小说性叙事形态为肌体，以哲理性文化感慨为脊骨的散文框架。例如《江南小镇》一文只看题目仿佛已闻到诗的味道了，文中“与显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孤傲的隐蔽究竟是不诚恳的……”既叙写着优美的诗性语言，又交融着哲理性思辨的说辞。作者边不紧不慢地叙述着江南小镇的风俗人情，边穿越时空隧道，将“李国香”、“陈逸飞”“沈万山”“任兰生”邀请来与他对话，沉思中国文人的归息之地。
余秋雨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轻一脚重一脚地行走在西北东南的文化空地上。虽然他踏足在萧条、寂寞的山水风物间，但文章的叙述焦点从来就没有脱离读者的视线。用结构主义叙事学讲，便是余秋雨看什么，看谁，说谁，关注什么都有一个立足点或是定点。这个定点便是文章的“根”，余秋雨把对文明、蒙昧和野蛮的思考仍然作为他为人为文不变的主题，并主要集中在文化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上。
余秋雨的散文，在内容上，包罗万象，文采斐然；在形式上，自由灵活，结构工巧；在句式上，长短相宜，富节奏感。秦牧，则体现出直截了当的一面，爱憎分明，善即善，恶即恶，单纯而质朴，其叙述语言，多以短句见功，结构简短而有力，活泼自如而明快。
纵观上述，秦牧散文离不开叙事，余秋雨散文更是以叙事为肌体。“叙事”虽是小说解读时的常用词，但倘若作家能在散文中将叙事、写人、写景、抒情自由穿插，纵横捭阖而收放自如，那么散文作为一种天然的艺术就得到了尽美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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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