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认为“自80年代(20世纪)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犹如一片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改观。”这种变化的最典型例子就是电视剧受众人群的变化，电视剧作为大众文化大家庭中最为重要的一员，随着商品文化时代的到来。目前它已经借助新媒介走人了普通百姓家并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实现跨时空欣赏。电视剧进入平民生活使得文化享受(实质上是文化消费)摆脱了贵族化的限制，而成为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长期以来，不管是国产电视剧还是舶来品，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中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且它们在事实上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特别是国产电视剧，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成果，也是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阵地，然而文化现代化的实质却应该是人的现代化。如哈贝马斯认为文化现代化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对文化的反思。价值和标准的普遍化，社会化主体被加强的个性化，批评意识的提高，自主意志和个体化东西的形成”。因此，电视剧制作不但要体现电视剧在当前的某种潮流，而且也应该预示中国文化在今后的某种发展趋势，更应该暗示着中国大众在当前的精神境界，并前瞻性地引导广大观众的精神诉求，特别是让观众能够在审美的冲动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理性的思考。因为文化的传播过程，其实是文化人与观众通过文化载体相互对话的过程，也是人与文化的相互建构过程。所以电视剧在传播过程中。不但满足着广大观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建构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因此。不管是引进国外的电视剧，还是制作国产的电视剧，我们既要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消费欲望，同时也要有益于其精神的重新建构。然而，由于商业利益的驱动。有些电视剧制作商或者在关心电视剧看点和卖点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淡漠了广大观众的精神诉求；或者在给观众塑造精神偶像的时候，却又模糊了价值判断；或者在满足观众文化消费欲望的同时，电视剧制作者又唤醒并制造了广大观众的新欲望。然而欲望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欲望不会因为被满足而完全湮灭。有时反而会进一步膨胀乃至衍生新的欲望。因此，观众在为自己的文化消费欲望买单的时候，却在不经意之中被电视剧制作人和经销商转手倒卖给了广告商。如此等等，观众在文化消费中就容易迷失自己的精神家园，被惨烈地异化为电视剧制作者、经营者与广告商的一个个道具。在此，我们仅对电视剧中的精神坚守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欲望化叙事中偶像的混乱与错位导致了新的精神空虚和焦虑
央视1997年引进的韩国电视连续剧《爱情是什么》在中国播出以后，引起了一些青少年对韩国影视明星和歌手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并迅速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崇尚韩国流行歌曲、电视剧以及韩国影视明星的“热潮”。21世纪之初，经典韩剧《蓝色生死恋》与《冬季恋歌》在中国的热播，更是赚足了无数中国少男少女的眼泪。从此“韩流”滚滚，其内容也日趋多样并不断扩大，一些青少年从热衷于看韩国电视剧，听韩国劲歌，“追星”进而发展到追求韩国的商品，如韩国的化妆品、韩服、韩国比萨饼以至韩国的手机、汽车等。2005年，《大长今》的播放又产生了新一轮韩剧“冲击波”，它将韩国饮食如韩式烤肉、韩国泡菜等也渐次带上了我们的餐桌。在“韩流”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一些青少年为了“追星”，甚至专程到韩国旅游，以体验“韩流”发源地的文化氛围和情趣，拜见自己心目中的偶像。韩剧之所以会在中国形成滚滚“韩流”，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韩国文化和我国文化有着许多相似的历史渊源，两国都在东亚文化圈内，也都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这就是韩国文化相比欧美西方文化。更容易被中国观众接受的原因。第二，韩国的电视剧大多数都是情感剧，因此它容易激起年轻观众的共鸣。第三，韩国的经济发达，韩剧中的情景使我们看到了人均年收入2万美元人们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恰恰是我们并不富裕的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所向往的。由此可见，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满足了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想象。也满足了他们对国家现代化的想象，而这种想象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就是对财富的艳羡。这种艳羡同时也说明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老百姓已经放弃了饿着肚子搞阶级斗争的政治癫狂，他们已经变得务实了即开始关注自身的幸福。因此，韩剧中的俊男美女及其富裕悠闲而个性张扬的生活也就成了广大中国观众心目中的梦想。我们以为，当今人们对俊男美女和财富的梦想。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的价值观在商业消费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人自我实现的目标也随之多样化和世俗化；另一方面则说明了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时代偶像也在新旧更替，这种变化使偶像从国家主义的皇冠明珠转化为一种大众策略并成为商业文化的一种经营手段。因此，对大众欲望和心理的揣摩和迎合，就成了电视剧制造商和经营商的一种文化策略。就国产电视剧特别是娱乐剧来说，鲜明地存在着“粉丝效应”。如许多演员都是因为他们扮演的某个角色打动了观众。特别是当这个角色成了观众心目中偶像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观众心目中的名星。于是，“这些年来，电视媒体似乎进入了一个流行文化偶像泛滥的年代，各种选秀节目纷纷登场，从‘超级女声’到‘我型我SHOW’，从‘绝对唱响’到‘。陕乐男声’，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和商业利润，一些电视媒体极力打造选秀偶像。”这些偶像一旦被打造出来，他们就会迅速成为媒体上的公众人物而进入富人的行列，并通过出卖自己的“粉丝”继续制造财富的神话。
然而，不管是就国产电视剧来说，还是就“韩流”而言，其所塑造的偶像更多的是物质化的偶像，也就是说这些偶像的存在是以物质生活的富有为前提的，即使那些帅哥靓妹和仪表堂堂的先生、女士及其非凡的气度都是以强大的经济作后盾的。由于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时至今日还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蜗行摸索。所以这些偶像虽然使他们产生了对未来的幻想，但这些幻想往往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他们不免迷茫失落甚至迷失精神家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精神缺席的偶像如同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十字架，它一旦失去了所附丽的故事将不再作为神圣、崇高的象征，只有那哥特式的建筑才成为一段历史的确证。然而，许多文化公司、中介机构及其个人却仍然试图通过对大众心理、欲望的揣摩，让大众的欲望在被满足的同时，也被他者化。不仅如此，在他们的引诱下，观众还会相继产生新的欲望，这样的文化消费必然使观众跟着欲望游走甚至彻底迷失其自身的真实要求。如同勒斐伏尔、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揭发与批判。在物欲横流，精神枯萎的时代里，即使在商品丰富，物质生活被提高的时候，也会产生新的匮乏，即精神的空虚和痛苦。因为人成了商品的俘虏，人被动地接受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广告 制造虚假的、强迫性的需求，人们的情趣便在不知不觉之中完全被广大生产商调度和控制，毫无理性地一味追求高档、名牌商品。在虚假的满足中，人丧失了自己的天性，甚至丧失了痛苦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说明痛苦不存在，而是说明人已被异化得失去了自我。
二、剧作的内在矛盾常常使难能可贵的精神守望也面临着尴尬
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势必会给人们塑造某种偶像。况且我们身处在一个并不缺少崇拜和仿效对象的时代，但问题是“肩负着传播和践行先进文化使命的电视媒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该打造怎样的偶像和如何宣传榜样”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当前，电视剧名星、制造商和经销商利用大众传媒，在大众文化消费的浪滔中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况且文化产业化政策和《物权法》的实施使他们拥有了法律的尚方宝剑。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赞同电视剧在给观众塑造偶像的时候，只是更多地突出其在物质层面的示范性，而忽视其在精神层面的导向性。如曾素萍所言“追逐明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人类自我意识、自我理想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取向，有选择崇拜和仿效的自由。单一的一元化的主题已远远不能引导广大受众的思想和行为。电视传媒要把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反映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精神和生活追求。”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它的价值与意义是在传播中逐步得到实现的，而这一过程也是对观众的影响甚至是对其人格的建构过程。这如同约翰・菲斯克所说，“大众文化的意义仅仅存在于它们的传播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文本中，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文本是至关重要的。需要将它们放在与其他文本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来理解。而不是因为或通过它们自身来理解，因为这确保了它们的传播。”因此，对于任何一部电视剧而言，它的价值都应该从商业利润和社会效益两方面去界定。然而，电视剧在给观众塑造偶像的时候，其标准的混乱。或物质与精神的错位又常常使难能可贵的精神坚守面临着诸多的尴尬。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电视剧给观众所塑造的偶像在精神层面的意义。
2008年9―10月间，取材于武警押运部队的电视剧《绝密押运》在央视播出后，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剧作不仅极具视觉冲击力，它满足了广大观众娱乐消遣的需求，而且其主人公陶涛的成长故事，对广大青少年也具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意义。然而，剧作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下面，我们将以《绝密押运》为例，对电视剧中的精神坚守问题做一些探讨。《绝密押运》通过深入描写武警战士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一批鲜活而动人的军人形象。无论是退役老兵雷家农和赵野。还是现役军人邵笛、陶涛和左毅然等人，他们的人生阅历和生存际遇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用行动践行了自己对国家与人民的绝对忠诚。特别是“80后”的“问题兵”陶涛，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作为“80后”的青年人，陶涛个性张扬，争强好胜，兴趣广泛。也对未来有美好憧憬，同时他忠于职守，责任心、事业心、上进心强，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是非分明。陶涛没有因为商业消费文化的影响而迷失方向；没有因为个性张扬而我行我素；也没有因为别人的关爱而依赖于人：更没有因为刻骨铭心的爱而放弃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陶涛无疑是当今青春偶像之中极具精神内涵和精神向导意义的一个。因此陶涛的成长故事对“80后”，甚至是“90后”青年的成长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80后”的一代是有希望的一代。在商业消费文化兴起和大众文化流行的今天，一些人对个人利益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其价值观中个人主义的过度上升。与此同时，他们心目中的大国家主义情怀却被渐次淡漠乃至消解。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警惕的。由于在艺术的观赏过程中“理性引导和渗入感性知觉：知觉中的思维因素和思维中的知觉因素是互补性成分”，因此电视剧应该通过塑造呈现民族优秀品格或为国家和民族有所作为的人物形象，为我们的民族树立集体主义的偶像，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也是《长征》、《延安颂》、《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康熙王朝》等电视剧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主要原因。在《绝密押运》中，从雷家农到邵笛和赵野再到陶涛等虽然经历了三代人，但在时空变换中，他们对忠诚的坚守却一如既往，这种坚守体现了武警部队的优良传统。这个过程既是故事的进展过程，也是其精神的形成过程。“如果叙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过程。那么电视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叙事的也就不奇怪了。”这一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直观地展现了武警部队崇高的精神境界。在这充满诱惑甚至人的欲望被追逐着满足的时代里，他们的坚守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们不仅时刻可能面临着不法分子的挑衅与威胁，而且他们的意志与信仰也常常面临着金钱与美色的考验，因此他们经常面临着两种敌人――犯罪分子与自己欲望的威胁。
然而，《绝密押运》令我们经久难忘的不仅仅是陶涛等人对忠诚的坚守，还有他们在坚守中所遭遇的尴尬。陶涛作为一个“80后”的士兵。他不仅具有很强的个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肩上扛着国家与家庭两份责任负重前行，，特别是当二者有冲突时。他永远都向前者倾斜，这是令人极为钦佩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怀疑为卧底并被人跟踪，甚至在强迫弟弟自首的情况下。还是被抓了起来。最让陶涛无法逃避良心谴责的是，弟弟放弃学业并走上犯罪的道路与他没有尽到长子长兄的义务不无关系，而且在徐晋来案件的侦破过程中，陶涛在事实上也利用了徐晓菲对他的感情。由于剧作自身的二律相悖，剧作所颂扬的精神坚守也就处在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剧情的发展与转折往往缺乏内在逻辑甚至靠巧合与意外成全故事。如剧作虽然在集中精力表现武警战士的神勇机智及其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却显得很被动甚至很无奈。如果不是因为陶涛利用他与徐小菲的感情意外地发现徐晋来和肥三挖地道预谋抢劫金库的犯罪事实，他们的犯罪行为在当时还不可能被外人掌握；如果不是陶涛在关键时候突然苏醒，徐晋来他们的犯罪事实还不可能被及时揭发：如果不是徐晓菲深明大义尽可能早地检举了自己的父亲，武警与公安机关就不可能惊奇地发现问题已经到了事不宜迟的地步。这些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武警战士使命的神圣及其面临的严峻挑战，但剧作自身的张力结构却又反映了编剧的某些瑕疵。编剧之所以要这样处理剧情。我们怀疑这与编剧急于表达其既定的主题而忽视了对情节的审视有关。这种人为痕迹过重的剧情处理方式不但弱化了剧本撼动人心的力量，而且也降低了对读者的说服力。因为“表面上看来，视觉效果的获得在于影视剧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是对感官刺激的一种强化。但事实上，对于观众来说，视觉快感这种观感上的享受从来都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而是和情感上的快感紧密相联的。”所以，观众对视 觉对象的接收本身就包含着思维和情感的参与。
三、欲望追寻与精神守望裂隙的实质：电视剧制作者深层次的人格分裂
电视剧在制作中对人物精神境界特别是对其启示意义的展示与刻画，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广大观众的期待。然而难能可贵的精神坚守何以又常常变异成另一种尴尬?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编剧方面的原因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这涉及到了艺术创作的主体性问题。很多编剧在剧作的思想性、商业性与观赏性关系的处理之中左右为难，以至于使剧情的发展牵强附会。矛盾百出，于是剧作中难能可贵的精神守望在商业文化的大潮中就难免变异成另一种尴尬。这种尴尬不仅反映着情与法的矛盾，也反映着忠与孝的矛盾，还反映着编剧的某些瑕疵，更深刻地反映着电视剧制作者深层次的人格分裂亦即其身份定位和功能界定的尴尬。情与法。忠与孝的矛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困惑――难以平衡二者的关系，因此才有“忠孝难全”的悲叹。由于《绝密押运》不可避免地也涉及到了这一话题。因此在剧情的进展中我们期待剧作对传统的处理方法能有所突破。可令人遗憾的是编剧仍然重蹈历史的复辙――当法与情、忠与孝有冲突的时候，编剧无一例外地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只是让后者公式化地服从于前者，而且剧情的发展有点像“好莱坞”编剧公式：情节=安宁一扰乱一斗争一平定扰乱。这种处理方法虽然让剧情的发展始终围绕着既定的主题进行，但这样的剧情进展有时不免有些牵强，甚至矛盾。如陶涛在面临军人职责与儿子、长兄责任的情感煎熬时，他坚定地选择了前者，然而对父亲不孝，对弟弟不亲的愧疚却成了他一生的痛。其实。陶涛的尴尬也反映了剧作在追寻观众的观赏欲望与构建观众精神家园之间的裂隙。
电视剧中欲望追寻与精神守望的裂隙，在表层意义上表现为剧作在商业利润和社会效益方面的二律相悖，而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则是电视剧制作者深层次的人格分裂，而这种人格分裂的实质性内涵则是电视剧制作者自我身份定位和电视剧功能界定的尴尬。电视剧制作者给广大观众提供的是精神产品，而且精神产品本来就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电视剧制作者理应属于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许润丽认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当然，除此之外，学界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也有不同的说法。虽然有关“知识分子”的界说时至目前不尽统一，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是众所关注的对象。在古代，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被誉为具有君子人格的人。现当代以来。正义感和人文关怀则成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及其概念的应有之义。先秦时期的文士为中国古代学术的百家争鸣、为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中的有些人也为国家社稷立下了汗马功劳。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故士人着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隋唐科举制以来，中下层的读书人也有了进入上层阶级的机会，其实无论入仕与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才会有北宋末年的陈东领太学生请命；明末东林党人的“议事”：清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沿着这一脉络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此后，在民族危难之际、社会转型之时，常常会涌现出诸如陆蠡等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爆发诸如一二・九等鼓舞人心的运动。在回陴历史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总体而言，思考和批判是知识分子的灵魂，智慧和良知是知识分子的血液，而追求真理和诚信则是知识分子的生命。就这个层面而言。电视剧制作者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站在时代前列，冷静地思考，积极地人世，直面真实的社会人生，在人心浮躁的市场经济时代里。用良知点燃精神家园的灯塔，照亮人们灵魂皈依的道路，并成为人们精神家园的守望者。然而。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它必须尽可能地占有观众，而电视剧占有观众最普遍的方式，在目前看来是电视剧制作者对观众欲望的主动迎合与进一步引诱扩张，于是他们便免不了要采用商业化的手段，因此他们又要扮演好商人的角色。更何况电视剧制作与运营的庞大费用本身就需要商业运作来提供。这样一来。电视剧制作者必然面临着深层次的人格裂隙亦即身份及其功能定位的尴尬：一方面，他们作为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和广大观众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新型商人，要在为观众服务的同时把观众异化成自己赚钱的道具。因而，协调电视剧社会效益与商业利润之间关系的实质就是要弥合电视剧制作者双重身份之间的裂隙，这必将是一个期待解决的课题。当然，这谈何容易，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观众的期待视野，电视剧制作者的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因素，因此需要我们长久的努力。好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政策的逐步调整，让我们对未来有了美好的幻想。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方针、政策的改变引发了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反思意识。作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呼吁，而且还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反思。“良知是不向庸俗的社会观念屈膝，要敢于向假恶丑说不，不仅如此，剧本的价值判断、道德导向应当是明确积极的，艺术家应给普通大众以文化滋养、思想支撑、精神动力，优秀的电视剧还应该探寻时代心灵的大势与趋向。”因为“任何社会的较高层次文化艺术都是‘集体梦’的表现形式”。在当下相对宽松的文化语境中，“我们也许有很多理由强调观众在要求娱乐……观众也许在逼迫我们拿出赏心悦目的、带有娱乐功能的作品，但观众并没有逼迫我们把审美规则弃之如敝屣。”况且电视剧投放市场之后，“在它被消费的时候，它又转变成一个生产者，它生产出来的是一批观众”，所以电视剧的观赏过程是以电视剧为中介，电视剧制作者和广大受众相互建构的过程。为此，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观众的受众性更是其主体性，在异质同构的对话中让精神的光茫在商业文化的时空中熠熠闪烁。因为“一类文化产品在满足当前消费的同时，总期望借助此时的情感触动坚固其在观众心中的营地，给观众留下一些值得回味和反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