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泽滋子宋诗研究的著述大多以中文在我国出版，我国的研究者颇有获取与阅读之便。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丁谓研究、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日本苏轼研究史研究等方面。 一、丁谓研究
池泽滋子对丁谓的研究主要有《丁谓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版)及一些相关论文。《丁谓研究》共有六章，其中第五章是论述为人们所忽视的丁谓的文学成就，主要涉及丁谓诗文集的考证、丁谓诗歌创作的特征及丁谓与西昆派的关系问题。
池泽对丁谓的研究，最值得提及的有两大内容。一是对丁谓《青衿集》作品的考辨。池泽滋子经过大量的材料考证认为丁谓《青衿集》中作品大量存世。她说：“无论《知命集》，还是《青衿集》，明、清以来均未见著录，至迟在明代原集已失传。但这两个集子中的诗文并未完全失传，《全宋诗》、《全宋文》所收丁谓诗文，有些就是这两个集子中的诗文。特别是《青衿集》，《诗渊》所收丁谓咏物诗，基本上都是《青矜集》中诗。”(池泽滋子《丁谓》，《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因此，丁谓只是把西昆酬唱作为他的社交工具。这一论断应该说是基本符合当时丁谓的创作事实的。
二、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
池泽滋子对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专著《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与一些相关论文中，如《五代吴越国钱氏的文学成就》(《“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纪要》2002年9月)、《钱易试论――周边文人研究》(《橄榄》2002年12月)、《略论北宋钱氏文人群体的文学成就》(《宋代文化研究92002年)、《北宋钱氏文人群的文学成就》(莫砺锋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由于其论文的观点往往与书一致，我们以其书为主，述论池泽的研究。
《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一书，共六章，对五代吴越国钱氏及北宋钱氏文人群体的文学成就进行了逐个扫描与论说。其中，北宋时期的钱氏文人有16位。池泽说她“主要利用《全宋诗》、《全宋文》和其他一些笔记等文献，初步分析他们的具体作品，研究他们的文学成就，并探讨钱家人在北宋文坛扮演的角色”(池泽滋子《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池泽对他们的人生经历、生活交游、思想状况、创作成就等进行了具体的考察，探讨他们对北宋和后世文坛的贡献和影响，从一个视角反映了北宋早期社会文事的兴盛以及文人总体的生存状况。之后，选择钱易和钱惟演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钱氏文学家进行专门研究。
(一)北宋钱氏文人群体的文学成就
《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的第三章为“北宋钱氏文人群体的文学成就”，分论文穆王钱元�子钱俨，忠献王钱佐子钱昱，忠逊王钱�子孙钱昆、钱彦远、钱明逸、钱藻、钱勰、钱稣，忠懿王钱�子孙钱惟治、钱惟济、钱丕、钱暄、钱景臻、钱景谌等。其论述着眼点主要有：
第一，诸钱生平与著述考论。由于诸钱在文学史上不甚闻名，对其生平的介绍显得十分必要。池泽滋子根据《宋史》、《全宋诗》诗人小传及相关笔记、地方文献，一一考述他们的生平，梳理其主要行迹，十分清晰。诸钱见于《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等记载的著作、文集很多，但大多佚散，池泽参以《十国春秋》及同时代人的相关记述，考辨其作品，用功颇深，汇集附录于书后(见附录二“北宋吴越钱氏略系图及钱氏一族著作”)。可见出池泽对钱氏家族材料掌握的详尽与清晰，这为她的立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发扬了日本研究我国古典文学选题小而开掘深的特点，极为不易。
第二，诸钱与其他文人的交游考述。文人的交游与文学活动密切相关。池泽滋子在研究诸钱的生平与文学创作时，十分重视对诸钱与其他文人交游的考察，如钱勰与苏轼、秦观的交游等。以交游为研究的切入点，能进一步体认研究对象文学成长的环境，了解其如何参与文学活动，进入文学交际圈，及文人间文学互动的情况。
第三，诸钱作品分析。诸钱的文学创作主要为诗歌作品，相关的分析与介绍较少。池泽滋子往往录其主要作品，并进行细致分析。这是此章的重头戏。
池泽的评析有三大特色：
首先是揭示深刻。诸钱创作与西昆体同时，亦有其喜咏史与用典的特征，池泽对其中史实与典故能逐一揭示，并探讨其中的深刻意蕴。如分析钱昆的《题淮阴侯庙》诗，就逐句指出其所用事典：“筑坛拜处恩虽厚”指萧何追韩信，并荐信于汉王刘邦；“蹑足封时虑已深”指项羽围刘邦于荥阳，韩信要挟刘封他为假王，此事已暗藏对韩信的杀机；末二句谓刘邦和越王勾践一样，韩信该学范蠡，在功成名就后泛舟五湖而去，才不致招来杀身之祸。池泽总结道：“此诗之所以被称为‘绝唱’，就在于它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可悲真理。”(池泽滋子《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其次是由诗及人，很有见地。如她分析钱藻《太平山白云泉》诗道：“此诗虽然整体描写的是静谧的景色，但最后两句表明泉水虽不事奔注，却随霖雨下山灌溉良田，正好表现他那淡于名利却又忠于职守的性格。”(池泽滋子《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后文将要引述的对钱勰、秦观、苏轼三人诗作的比较也是由诗及人的论说层次。
再次是善于比较。诸钱多唱和之作，分析同题诗作的各自不同的寓意与特征，能更好地突出诗人的不同性格与创作特色。如分析钱勰《出省马上有怀蒋颖叔二首》，池泽说明秦观、苏轼也有同题之作，录引三人诗作后，她指出：“钱勰的诗体谅战地朋友的艰苦，表示自己过意不去的心情。秦观诗有大无畏的气魄。苏轼开头说‘为了解他旅途的疲乏，多准备京师酒’，然后用《庄子・外物篇》‘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的典故，颇带诙谐。三首诗各有各的味道。从这首诗来看，钱勰与苏轼不太一样，也可以窥见他一本正经的性情。”(池泽滋子《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三位诗人的性格与诗作特征在比较中凸显出来。
第四，诸钱文学创作的群体特征。最后，池泽滋子总结诸钱文学 创作的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多咏史之作，往往借古讽今；二是敢于抒发颇为犯忌的故国之思；三是多唱和之作；四是以写景抒情之作为最多。可以说，这些特征反映了北宋钱氏文人群体的文学风貌及相互间的影响与促进，也部分地代表了当时文坛的诗歌创作风气。
(二)钱易、钱惟演研究
《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的第四章、第五章专门讨论了钱氏文人群体的代表诗人钱易与钱惟演。
第一，钱易研究。池泽滋子列钱易的生平、钱易的文学风格(上)、钱易的文学风格(下)、《嵇康小舞词》和《梦越州小江》四节进行论述。她将钱易诗歌创作分为两类风格予以论说。一是西昆体风格的诗歌创作。池泽从苏轼的一首诗谈起，其《金门寺中见李西台与二钱(惟演易)唱和四绝》其四云：“五季文章堕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辈宗徐庚，数首风流似玉台。”这是称赏李、钱诗风的绮艳，池泽从查慎行的解释中推理出这是指李、钱诗有西昆体风格。接着，池泽分析钱易与杨亿、刘筠、钱惟演之间的唱和诗，提出：“《西昆酬唱集》中虽然没有钱易的作品，但是他和《西昆集》的主要作者杨亿、刘筠、钱惟演都有亲密的关系。可以想象到他们通过文坛的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了共同的文学观。”“钱易是能够作西昆体第一流的作品的。”二是学前朝各种诗风的诗歌创作。池泽分析了钱易学习唐诗的作品，认为：“钱易是当时第一流的西昆体作者，同时他也广泛地学习唐诗，用独特的审美眼光发现新的才华。”
第二，钱惟演研究。钱惟演是钱氏文人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也是池泽滋子该书着笔最多的文人。书中列钱惟演的生平、钱惟演与《西昆酬唱集》、钱惟演的其他诗文酬唱活动、表彰祖先标榜家传、钱惟演洛阳幕府与北宋诗文革新、晚年做地方官时的其他作品六节进行论述，其中二、三、五节是论诗歌创作的。
在“钱惟演与《西昆酬唱集》”一节中，池泽详细例举、分析了钱惟演《西昆酬唱集》的作品，分列咏史诗、感时述怀诗、艳体诗、应酬诗、咏物诗、咏岁时季节及其他六类进行，分析其在总作品中占的比例、其中首唱酬唱的情况、事典的运用、诗作的特征，等等，从而得出九条结论：钱惟演作诗与杨亿、刘筠比起来毫不逊色，确实是杨亿所说的“特工于诗”者；主要角色是唱和，很少当领袖的角色；景德三年所作最多，以后参加酬唱少了；参与咏史诗、咏物诗的唱酬多，参与感时述怀诗、艳体诗的少；在用典上狠下功夫；与杨、刘二人诗比洋溢着乐天派性格；首唱的诗少，抒怀的诗也少；诗中可以看到他对权力的羡慕；多歌颂皇帝的权威。接着又从钱惟演的地位、年龄、心态、性格、政治倾向等方面揭示个中原因。所论非常细致深刻，而又切中肯綮。
在“钱惟演的其他诗文酬唱活动”一节中，池泽关注的是钱惟演与诗道、诗僧的酬唱。她认为“吴越钱家后代的文人都很喜爱唱和活动”，“对钱惟演来说，诗文酬唱活动是表现个人才华，扩大名声的很好机会”。她将李庚《天台续集》、林表民《天台续集别编》中钱惟演参与唱和诗作的参与人一一列出，并比较其异同。
第五节论“钱惟演洛阳幕府与北宋诗文革新”。钱惟演洛阳幕府在文学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钱惟演任西京留守、欧阳修任留守推官的三年间，形成了一个以钱惟演洛阳幕府为集结地的文人群体，其成员先后有梅尧臣、欧阳修、尹洙、尹源、谢绛、张先、富弼、杨愈、张汝士、张太素、王复、王顾等，群体的创作实际上渐渐地以欧阳修为中心，向着欧阳修倡导的文风转变，因此，成员们此期的文学活动实践，成为了各自文学生涯的良好开端，也成为了北宋诗文风气转变的契机，实现了由西昆派群体到欧阳修群体的历史性移交。因此，钱惟演洛阳幕府文学群及其活动成了近些年来宋诗研究学者较为重视的一个内容。池泽滋子也投身于这个热点中。池泽首先参考他人研究成果，列出洛阳文人群一长串成员名单，接着叙述钱惟演在洛阳的一系列文学活动，如：在双桂楼、池亭、白莲庄等处多次举行宴会，让参加宴会的年轻人进行写作比赛；带领幕府宾友游山玩水，进行文学创作；共赏洛阳牡丹、竹林等等。池泽认为，众多文人聚集于此，除了钱惟演创造的上述外部条件外，还与钱惟演个人因素有关，“钱惟演把文学才华看得高于一切，非常自豪靠自己的努力达到的‘翰林学士’地位。因此他鼓励自己幕府的年轻人努力学习文章是自然的事”。“他出身名门，有宽容的性格和高雅的江南文人风格，这也给他的幕府带来了自由自在的空气”。揭示得尤为深刻。
池泽此书书末还附录有古今名公题咏、北宋吴越钱氏略系图及钱氏一族著作、钱易年谱与钱惟演年谱，这些资料，考辨详实，极有利于同行的研究与利用。
三、日本苏轼研究史研究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其生前身后拥有众多的爱好者与研究者，不仅是本国，在国外也一样，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更是如此。池泽滋子选择日本的苏轼研究接受史作为研究内容，参与撰写了曾枣庄主编的《苏轼研究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日本部分，还出版了专著《日本的赤壁会和寿苏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池泽滋子撰写的苏轼研究史为《苏轼研究史》一书的第十章“‘颖士声名动倭国’――日本苏轼研究述略”，内容包括：日本镰仓、室町时代(14－16世纪)禅僧的苏轼研究；日本江户时代(17－19世纪)的苏轼研究；明治以后(19世纪中叶至现在)的苏轼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镰仓、室町时期，五山禅僧笑云清三编的苏诗的讲义录集《四河人海》的成书、版本、其中的苏诗著者和讲苏诗的人，以及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与《四河人海》、《四河人海》的注释和它的意义；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评说江户时期苏轼别集在日本的刊行、苏文注评及其意义、苏诗评注及其意义、《填词图谱》与苏词等；第三部分述评明治以后至现在的苏轼研究，主要有明治、大正时期(1868－1926)所刊行的苏轼研究书、主要研究者，昭和时期(1926－1989)所刊行的苏轼研究书、主要研究者、主要研究著作、主要研究论文，平成元年(1989)以后的苏轼研究主要著作、主要论文。池泽以时代先后为纲，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研究苏轼的情况，着重阐述各代苏轼研究方面新的特色和新的贡献，材料丰富，内容充实。
池泽滋子的《日本的赤壁会和寿苏会》，主要介绍日本接受苏轼的两种活动：赤壁会和寿苏会。赤壁会是指在江户时期以后的日本各地，文人缘于对苏轼的敬慕，在壬戌年的七月既望或十月之望，模仿他的赤壁之游，举行雅会，赋诗作画。寿苏会出现于日本明治时期以后，在苏轼的生日举行纪念活动。池泽该书将历次赤壁会和寿苏会的诗文影印出来，具体生动地展示日本文人对苏轼的爱好与尊崇。其内容包括：《乙卯寿苏录》、《丙辰寿苏录》、《丁巳寿苏录》、《己未寿苏录》、《寿苏集》(影印)、《乐园丛书》卷十五《赤壁会诗歌》(影印)、池内陶所《前后赤壁赋集字诗》(影印)、《赤壁会诗歌》部分日文影印件的翻译、池内陶所手书体集字诗的翻刻、其他赤壁诗文等等。对研究苏轼诗文在日本的流播情况以及中日文化的交流有重要文献价值。
此外，池泽也发表有相关论文，如《长尾雨山与苏轼》(“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现代中国文化的轨迹》，“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永井禾原与苏轼――以为中心》(《书法文学研究))2009年)等，为其著书的有益补充。
总的来看，池泽滋子在丁谓研究、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日本苏轼研究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不少成就，并显示出她的研究特色，如详尽地占有资料、细腻的比较分析、新颖独到的见解等，很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池泽滋子的研究，共构出了日本学界宋诗研究的繁荣，对我国的宋诗研究者也有不少启示与参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