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以降，这200年来无数的学者都以解释社会变迁及其动因作为自己毕生的志业。人们发现，刷新历史的力量是多重的，从经济增长、自然环境、技术创新、文化交融直到个人尤其是那些精英人物的主观努力。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社会研究的路径，就有多少种描述社会变迁的方式。费根揣测，气候的变化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比如玛雅文明的消失就与厄尔尼诺引起的旱灾有关；丹尼尔•贝尔认为，“技术从来就是区分社会时代的主要力量之一”；汤因比和亨廷顿都提出，变迁是由包括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物质在内的文化间的冲突和交融促成的；帕累托猜想，人类变迁的历史是“狮子”和“狐狸”两类精英循环的历史；而我们熟知的马克思则深信，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形态的变更是社会变迁最为严肃的主题。
正是鉴于变迁及其相关思考与现代社会科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天然联系，许多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转换为学术资源，否则就会像黄万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为此，樊纲、李培林和温铁军一再论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但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总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因为中国体验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它也自然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扇最佳的观景之窗。
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是一个既与前者相互关联又与其明显有别的学术概念。两者的相似性在于，无论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体验，都是这场绵延30多年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大转型的变迁之果，是反映我们这个转型时代的一体两面；而两者的差异性则在于，前者关涉的领域是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而后者考量的领域则是微观的精神或社会心态嬗变。我们认为，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转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茫然甚至创痛？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民族，在这场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历炼与心理震荡，“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的内涵：
第一，“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第二，“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第三，“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第四，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体验是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首先是因为任何社会或任何时代的变迁，都不会仅仅表现为经济关系的重建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这些人们生存于其间的所谓“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同时，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活生生的“人”，其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结构与行为或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差异性和关联性，常常是社会科学家研究和争议的主题之一，但至今的争议仍然主要集中于结构与行为何者为先的问题，尚未见有人直接否认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众所周知，马克思以及大多数结构论者力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执信“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我们也知道，从韦伯到英格尔斯，诸多行为论者都强调受结构所制约的行为或心理本身也具有主动的建构性。为此，韦伯通过对基督教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证实，正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这样一种精神动力，或者说这样一种在基督教新教改革之后出现于欧美世界的普遍的社会心态，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或欧美社会的转型铺平了道路。英格尔斯也提出，既然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具备现代性的人自然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能够称之为“现代的”那些社会因素，包括工厂制度、大众传播媒介、城市生活和现代教育等。尤为重要的是，尽管作为精神因素的人的现代性或现代心理特征来源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但显然“它们不是派生于制度现代化过程的边际收益，而是这些制度得以长期运转的先决条件”。
回到中国社会这30多年来的转型上来，显然巨大的或急速的变迁既表现在GDP的跃升、产业形态的改变、社会组织方式的变更（比如，单位制度的式微和社区的兴起）、阶级阶层结构的分化、法律制度及环境的改善、政治及选举方式的改革，同样也表现为价值观的嬗变、生活态度的重塑和行为模式的变革。这些微观的社会心理或社会行为的变革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人生观、金钱观、幸福观一直到流动意识、职业伦理和婚恋行为。以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为例，即使到1930年代，林语堂先生还深信中国人“知足长乐”，但现在恐怕中国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知足的一群。再比如，传统中国提倡男女授受不亲，两性婚配遵循媒妁之言，尽管“五四”动摇了传统的根基，但疾风骤雨式的革命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却使得1978年前的中国与60年前鲜有变动，但后来30年中发生的一切足以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人在两性关系上的变化可能比GDP的增长还要快！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体验是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其次是因为和中国宏观的社会结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一样，我们所说的“中国体验”即转型时代中国人的社会心态也具有鲜明的边际性――即前述的人格和社会心态的两极化。这种边际性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人们对急速的社会变迁的精神感悟或心理感受，另一方面也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或观景之窗。
在其他论述中国体验的文章中，我们曾一再将现时中国人人格和社会心态的边际性或两极化现象描述为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积极与消极的共存。其实，反映这种边际性或两极化的概念还有许多，尽管在这里每一对概念似乎都体现着某种二元对立，但我们却力图强调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所具有的某种“过渡”或“转型”之意，因为它们充分体现了从一端向另一端的转变。
整整半个世纪之前，政治学家F.雷格斯在研究泰国和菲律宾的社会变迁时就提出，转型社会都具有异质性、重叠性和形式主义的特征。异质性，指的是转型社会中杂然并存的现象，它更带褒意的说法是“多元”。比如，当今之中国，不但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杂然并存，在分裂的价值观领域更是五味杂陈。重叠性，即旧制度与新方案的重叠，旧风俗与新潮流的重叠。一句话，传统与现代的重叠。它既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也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群体或“朝秦暮楚”或“无所适从”。形式主义，即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发生了脱节。比如说，交通规则本应该是用来维持交通秩序的――红灯是制止汽车和行人穿越的，斑马线是方便行人行走的，但在转型中的中国，复杂的交通制度甚至完善的设备都无法完满承担维持交通秩序的功能。“富二代”醉酒“飙车”、渣土车横冲直撞、行人对红灯都视而不见……，以致交通规则在所有人群眼中，最后都像金耀基所言，“只是一套白纸黑字”。不过，这种形式主义本身在旧的条条框框面前也一样有积极之功能。比如，在“姓资姓社”的质问来势汹汹的1990年代初，邓公就倡导“只干不说”，就是要让现实的经济运行的“实然”，与计划经济规则的“应然”发生脱节，最终让那些条条框框成为束之高阁的废纸。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体验是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再次是因为其既具有相当的独特意义，又具有一般的普世价值。所谓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指的是在这场规模浩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曾经经历过的精神嬗变的内在特点与嬗变逻辑。显然，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不过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过的心理嬗变的一种重演或复现，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为一种伪命题。而所谓中国体验的普世价值，指的则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具有预示或借鉴意义。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只是一种个案，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无法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的“例外”，要想建立林南设想的“有可能超越社会界限去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图式就成了一种费尽心机的枉然。
中国体验的独特性是无可怀疑的。这种独特性不但涉及沧桑巨变、成就斐然、梦想成真，而且也和人口众多、传统厚重、转型剧烈有关，甚至和刚性的体制弊端和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相互交织。我们承认，这30多年的变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但我们也看到伴随着这巨大改变的不仅有欣快、愉悦，也有艰涩甚至痛楚，同时它还为未来留下了茫然和困惑。其实，中国体验的独特性，不仅取决于其所经历的精神世界的震荡和磨砺的广度与深度，而且取决于其所生存的国度――中国的独特性。中国体验的普世价值同样也无可怀疑。这种普世价值一方面意味着，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或相近的文化传统或历史遭遇的民族或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今天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精神世界的嬗变，或许也是他们未来将经历的嬗变的一种预示。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鉴于在人类及人类文化中存在某些普遍性的因素，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经验现象一样，在中国或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也完全具有解释西方或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经验现象的可能――前提只取决于不同国度之间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相似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