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毁于“运动” 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作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宣布“新生活运动”从这一天开始。   于是,这场被蒋介石称做“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的“新生活运动”。浓墨重彩地在神州大地“闪亮登场”,它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整齐、清洁、简平、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为目标。这一运动甫一开张。可谓规模宏大,可谓声势浩荡,可谓雷厉风行。蒋介石和宋美龄对此运动更是情有独钟、不遗余力。蒋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继《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后。又接连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等演说,并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还责令国民党中宣部大量编印《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精义》、《新生活运动章则》等小册子,从而把“新生活运动”推向全国。而深受美国文化熏陶和浸淫的宋美龄出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后,为了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再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她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做其政治事业来对待,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
  按理说,“新生活运动”试图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达到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其出发点不能说不正确,其用意不可谓不好。但蒋氏夫妇错就错在将其作为“运动”来经营,患上了一种国人的常见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情结。即欠缺什么就“运动”什么,认为只要“运动”一开,就可立竿见影。于是乎,“新生活”先以“运动”形式开张,又以“运动”形式宣传,接着以“运动”形式铺开,最后以“运动”形式收摊――轰轰烈烈地开启,急风暴雨地推进,悄无声息地落幕。
  我想,蒋介石是应该知道俄国的彼得大帝及其搞的“欧化”改革的。与“新生活运动”相比,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是从倡导新生活开始的。譬如剪掉长胡子,脱掉长袍改穿西装,这是相同的地方;完全不同的是,彼得大帝在剪胡子、穿西装的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改革。之后,不仅俄罗斯人的生活“欧化”了,而且国家由贫弱步入强盛。而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是昙花一现而已,伴着卢沟桥炮声响起,他的历时3年的“新生活运动”随风飘散。之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社会道德与国民习性“涛声依旧”,国家积弱依然,民众贫困如故,他只得在石头城下吟唱“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古诗。由此看来,不懂“运动”的彼得大帝是幸运的,而懂“运动”的蒋介石却是不幸的。
  其实,即使在如火如荼推进“新生活运动”的那3年中,“新生活”也曾因“运动”而流于形式。正如冯玉祥将军所说的:“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24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就连一向同情宋家姊妹的美国作家项美丽也说,“新生活运动”后来变成了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中国近代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外交界即戏称“新生活运动”为“新妻子运动”。
  不知后来“最是仓皇辞庙日”的蒋介石是否“恍然大悟”,他的“新生活运动”恰恰毁于“运动”。因为任何“新生活”,无论怎样“运动”,都是“运动”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