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男重女两边站， 站得端， 孝子穿的是孝衫； 往前打的是引魂幡， 心不死， 还唱的是阳间的少年……
这是“花儿王”朱仲禄先生生前，特别是在晚年经常与他的得意门生马俊(东乡族)对唱的一组“花儿”。或许这组“花儿”就是这位命运多舛，饱经沧桑的艺术家怀着一种永恒的乡愁，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2007年12月22日，朱仲禄先生走完了85年的人生之路，背负着人生的大起与大落，满载着辉煌与成就，携带着淡泊与宁静乘鹤西归。从此，人间失去一位歌王，天堂增添一位歌仙。中国人有个风俗，就是把孔子和孟子的寿数七十三和八十四当作人生的门槛或许是一种境界，所以民间谚语讲：“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用这种传统观念看，先生可与圣人媲美，也算得上是多福多寿了。
就在先生谢世的前三天，副省长、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省文化厅厅长曹萍、副厅长王建平的陪同下亲切看望了先生，吉狄马加副省长对先生一生致力于“花儿”艺术，为“花儿”艺术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对先生作为一名艺术大家，因种种原因未能享受相关的专家待遇表示关注，并当即表态特殊情况要特殊办，要尽快解决先生的专家待遇。先生当时很高兴，对领导的关心表示感谢，先生讲到要在自己看生之年继续为“花儿”艺术做贡献，先生还即兴朗诵了他晚年创作的那首气贯长虹的“花儿”：左手搬住昆仑山，回头看，右手撑起蓝天；顶天立地的高原汉，看人间，唱红了“花儿”与少年。表达了自己壮志凌云的心愿，青海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新闻。遗憾的是三天后，歌王殒落，最终让早就该归属先生的荣誉、待遇和先生擦肩而过，这着实让业内人士和热爱”花儿”艺术的广大群众为之惋惜、伤感。不过换一种角度看，先生也无怨无悔，假如先生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拿着政府评定的高级职称的工资，那么人们或许会觉得先生为“花儿”做出再大的贡献都是理所应当的。相反，正是因为先生一生曲折，失意不矢志，铁骨一身，满腔热血，执着守望“花儿”艺术，最终只是被民间誉为“花儿”王”，并为“花儿”做出了前无古人，至今未见来者的贡献，这让人们对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同样，先生坚定的人生信念，痴情艺术苦海，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又为青海的文化艺术界竖起了熠熠生辉、猎猎飘扬的旗帜。
先生在“花儿”艺术方面的卓越成就早就是广为流传的，特别是在先生晚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力保护，对优秀民族民间艺术的高度重视，先生的国宝价值愈加凸显出来，各种新闻媒体争相宣传，报道、采访还真让先生应接不暇。而先生在他的晚年也一直不停地为“花儿”艺术忙碌着，从整理出版《爱情“花儿”》歌集，到参加“花儿”理论的各种研究、学术活动；从发现、培养、教授“花儿”演唱人才，到积极筹划成立第二届青海“花儿”研究会，真可谓：“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就在先生重病缠身之后，依然心系“花儿”、关注“花儿”。如果对先生一生做个精辟概括：他是为“花儿”而来，为“花儿”而忙，为“花儿”而苦，为“花儿”而乐，为“花儿”而终。
我上高中时，就知道朱仲禄是“花儿王”，后来到省文化厅工作，1988年我搬人省群艺馆(现为省文化馆)与先生同住一幢楼，那时我们共同的爱好是闲时经常围拢一起下象棋，后来我搬走了，与先生也没什么往来。物换星移，以后我到省艺术研究所工作，在完成集成(志书)编纂工作后，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在“花儿”学领域，在对“花儿”学理论做了些肤浅的探究后，又走近了“花儿”王朱仲禄先生，并准备对先生的艺术成就做些研究和宣传。第一次，当我提出要对先生创作的两首优秀“花儿”作品《尕阿哥好比白棉花》《尕摩托送尕妹回娘家》进行赏析评论时，先生还将信将疑，只给我讲了他创作的梗概，而当我撰写的《评朱仲禄的两首新编“花儿”》评论文章刊载在《昆仑文荟》时，先生读后大加赞赏，该刊编辑部负责人对我讲，先生不止一次给他讲，说他当时并未把自己创作时的意境和情绪给我说清楚，而我的文章却把他当时的情感、意境完全准确地描写了出来，评论分析恰到好处。自此，我与先生在“花儿”研究领域开始了深层交往，我写的许多”花儿”文章都得到了先生首肯，而先生也特别情愿我对他的艺术成就进行研究评析。2003年，中央电视台西部12频道，开设“魅力12”栏目，由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主持，专题介绍民歌和民歌人物。其中有两期就是介绍先生的，《下四川》《“花儿”与少年》，电视直播后，在全国特别是甘、青两省反响很大，为此我撰写了《魅力“12”与朱仲禄》的长篇评论文章，重点对先生这两部作品的创作经过，艺术成就和人生境遇进行评说。之后，我写的《“花儿”大赛再不能“封王”“封后”》《观“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谈青海“花儿”》等一系列涉及先生的文章，都让先生对我褒奖有嘉，并视我为知音，我们真正成了忘年之交。2005年，省艺术研究所重点工作中要创作一部“花儿”剧，任务定在我身上，我就根据先生的艺术、生活经历为原型创作了新编“花儿”剧《放歌青海》的剧本(刊载《青海文化》2005年第5期)，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稿本，显得粗糙、不成熟，但先生还是寄予了我热情鼓励，而如何修改好这个本子，使之能真正成为舞台剧脚本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2005年，先生为之呕心沥血几十年的《爱情“花儿”》终于出版了，我为该书写了《此曲只应人间有――有感于朱仲禄先生面世》的评论文章。据先生有一次给我讲，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民族音乐理论家乔建中先生曾带一批学者(包括台湾学者)来青考察，有天晚上和青海音协同志一道拜访先生，乔建中先生希望青海音协同志能为先生的《爱情“花儿”》写些宣传评论文章，先生则当即把我写的文章拿了出来，由人读了一遍，乔建中先生对评论文章很是赞赏，还表扬说，青海还是有人才。2006年，《青海文化》开辟了“扎根高原的文化人”栏目，10月底，编辑部负责人找我，说原定第四期要介绍的“文化名人”的组稿出现问题，决定把下期要介绍的人物“花儿王”朱仲禄提前到这期，请我找人组稿并撰稿，由于与先生这些年的密切交往，我很快敲定撰稿人选，决定由“花儿”研究会会长滕晓天，副会长马骏、郭兴智和我从不同的角度对先生进行重点介绍。文章刊载后，受到先生和许多读者赞同，编辑部负责人对我讲，自开辟这个栏目以来，这一期组稿时间最短，介绍的内容、选择的角度最为成功。而这篇文章也成为先生在世时我写他的最后一篇，抚今追昔，正如古人所言“文有穷而情不终”。
自2005年底先生患脑梗塞后，为让先生精心调养，我们业内人士都很少打扰先生，我由衷地为先生祈祷，盼他能早日康复，因为在大力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在先生身上还有很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有太多的财富需要我们更深层挖掘。2007年8月8日是我和先生见的最后一面，按惯例电话事先约定，下午4时我准时到了先生家，“花儿”是我们唯一的话题。先生告诉我，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中国原生态民歌演唱家系列光盘，系列之二就是他，光盘已出，他给我准备了一盘，说着先生取出了光盘，在底页签了名送给我。两小时的交谈很快过去，我与先生道别，本想在新年来临之前再拜谒先生，没料想这竟成了我们的最后诀别。
我伫立在先生的追悼会场，眸噙泪水。当哀乐响起，我忽然感到那不是哀乐，是先生演唱的保留曲令《河州大令・上去高山望平川》那苍凉、刚劲、雄浑的声腔直冲九天，荡气回肠。是啊!先生走了，可他的风范、浩气、精神长存。我坚信在另一个世界，先生的“花儿”还会感天地、泣鬼神……
借尸还魂的李翠莲，
心太善，
金簪上惹出个命案；
好“花儿”唱翻阎王殿，
唱得欢，
好少年唱红了阴间。
阎王爷听见骶骨散，
团团转，
生死簿扯成了片片：
他写了个奏本奏老天。
免我的官，
我禁不住阳间的少年。
玉皇爷见奏心喜欢，
失声笑，
把阎王爷叫在跟前；
朱仲禄先生不一般，
你甭管，
让他把“花儿”唱红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