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份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身份认定机制。这种机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是时至今日，“身份制”越来越成为一种阻碍城市社会中农民身份定位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消解“身份制”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解决城市社会中农民的身份认同和现实困境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矛盾的化解对于维护我国的和谐稳定以及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身份制；农民；非农化；影响
郑杭生先生主编的《当代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是一本系统介绍我国当代城市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书。作者在该书“城市社会中的农民”这一章中主要阐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非农化的过程分析”，第二个是“（城市社会中的农民）社会地位与生存境遇”。应该说前者侧重于理论分析，而后者注重于实际调查。在“非农化的过程分析”中作者系统地分析了自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几个阶段及其每个阶段的规模、特点和动力机制，为我们阐明了“身份制”、“人事档案制”、“农转非”等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词汇。
要研究农转非的过程，就必须先要认清两种概念之间的区别：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简单的说，农村人口主要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而非农业人口则主要以工商业、服务行业等活动为主。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是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分别对应“农村人”和“城市人”，而“农村人”和“城市人”又分别对应“农民”和“工人”。但是，这种认识本身却是不科学的。在农村地区，也有一些小商贩、个体经营者等。他们不是以农业劳动为主，甚至有些人摆脱了土地，而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这些人是不能被称为“农民”的。更为合理的划分方式应该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也正是我们现
在公安户口上正在使用的两种“户别”，也适应了郑杭生提出的“用阶层范畴来淡化阶级概念，从阶级分析真正转到阶层分析”。
人口流动（这里主要是指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既非农化过程）是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现象，研究人口流动的规模、特征以及动力机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透视当时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状况。我国自建国以来，人口流动大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水岭是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历史举措。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处于比较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之中。这种人为的分隔状态是由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建国后，社会经济百废待兴，我国从1952年开始发展工商业和重工业，为了使资本和资源得到保证，也为了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在国家具有绝对权威的条件下，一方面，全部这会资源集中受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形成，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农业服从工业，农村服从城市的社会资源划分界限。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这种界限最终将农民群体和城市人严格区分开来。最主要的城乡分隔制度是“身份制”。
然而，这种严格的人身控制制度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可以想象，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期间需要多大的劳动力。因此，当城市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无法满足工业化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时，差额部分的补足则由国家向农村地区下达招工指标（通常伴随以“农转非”的户口指标）。这样，一部分农村人就得以进入城市，并最终变成城市人。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农村人自由选择职业的结果，而是国家及其相关权力机构“计划”实行的。因此，李强指出，这一时期“农民的流动首先是一种身份的流动，然后才是职业的流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开放，经济形势有了很大改观。尤其是近几年来，农村的经济面貌也焕然一新。“身份制”、“农转非”以及一些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已被各种放宽了的政策和暂时性条例所搁置。比如对于一个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来说，只需要花费十来块钱的工本费就可以在公安部门办理一个“非农业户口”，而对于其他人则相对较难一些。与此同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越发突出，这也正为非农化过程提供了劳动力资源。近年来，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
当然，对于时下的“民工流”也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农民工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担负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而且农民工流向城市，也会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缩小城乡、区域经济差距。但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造成城市住房、供水、供电紧张，交通形势严峻……另外，由于农民工素质普遍不高，造成城市脏、乱、差。并且存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难的问题。因此，农民工的“流量”应该视流入城市的容纳能力而定，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才会减少一些问题，更加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可以说，农民是社会的一大弱势群体，而进城则是大部分农民的美好愿望，这也是他们改变命运、摆脱弱势地位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通过研究非农化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为农民这一弱势群体服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为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和谐的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