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就怕出格，怕多走那么一步。 从报上读得消息，谓武汉市决定投资千万元修缮黎元洪墓。方案是：“七十三年来一直背朝武汉大学的黎元洪墓，有望于明年(2009年)实现180度转身，由坐北朝南改成坐南朝北，遥望武汉大学。”
千万元之投资，就买来一座墓地大转身?我始而惊，继而忧。
忧的倒不在人物误判上；相反，今日还他老人家以公正，消除种种不堪的过往评价，对头。尽管结束漫长封建王朝历史的“中国华盛顿”殊勋，轮不到他，只有孙中山担当得起，但是，在决定民族命运的黑白大搏斗中，一个人没有鼓动风潮的自觉于前，却有追随洪流的行动在后，大节终究不亏。他不仅于枪炮声中出任武昌首任都督，且嗣后对袁氏复辟取“不合作主义”，一俟袁亡即出任总统恢复约法，件件属实。至于坊间讥其起义之际惊惶失措，有“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的说法，据在下研究，终无实据，耳闻而已。
不是总设计师也是大操作师，怎奈长期视同“北洋军阀”，近乎妖魔化，令有识者每读史至此顿感困惑。难怪进入新时期，言路一开，从家乡父老到各地学者，鸣不平之声四起。洗却污秽，英雄重光，乃大好事。
怕只怕再往前多走一步。凡事皆有度，好事、喜事也一样。
不知是哪位高官名士出的高招，但其思路却是一望可知：既然纪念的是英雄，而且曾经饱受了委屈，就大兴土木，甩出千万元修墓得了――这就多走了一步；这一走，就“走；样”了。要知道，理性的纪念，从来不是“丘垄必巨，香火必盛”，而是总结前贤生平得失，高扬其积极精神，拓展其进步业绩。
唯其如此，世上很多伟人、英雄的陵墓，原本是极其的简朴。我忘不了前辈记者朱启平的名篇《伟大的平凡》。它记述的也是军旅出身的总统――戴高乐的墓地。它坐落在将军的故乡科隆贝，挤在教堂旁的村民墓地内。戴氏“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就在这小小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如此墓地，丝毫没有亵渎了民族楷模倒是让纷至沓来的各国游客更为肃然起敬。作者的感悟是：“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达的!”
原来，纪念就是扩墓，隆重只在“烧钱”，但并非唯一选项。完全可以推出更务实的选项：开个实事求是的追思会，出些言必有据的论著，对现有陵墓则稍加修葺维护即可。总之一句话，重精神，轻物质，不扰民，少花钱。难以不烧，却可少烧。“烧”而至于一千万元，那是何种概念?它在有的贫困地区就是全县民众辛苦打拼一年的经济积累，方圆百里多少扶危济困、兴教办学的烦难事等着据以化解。大笔一挥开销掉，如解缙所说“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纳税人该皱眉头了，喜事也许真的变忧了。
“那么，可别忘了，陵墓转向是为了遂黎公之愿。”前贤遗愿，岂容忘却?据报载，早在“1928年，曾捐款修建武汉大学体育场的黎元洪，希望死后葬在武汉大学内却没能如愿，后来30年代墓地最终被建在背对武汉大学的土公山南坡上。”然而，即使牢记，不等于照办。经过“真理标准”讨论的我们，再也不可把什么贤哲的“愿望”都奉为纶音佛语了，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不是连毛泽东的都来不得“凡是”吗，遑论其他乎?
事实上，黎元洪希望葬在武汉大学内这一点，当时就被国民政府否定了嘛。武大校园濒临东湖，环抱珞珈，美艳几为海内学府之最。倘若放进座陵墓，真叫煞风景了。今天如果旧愿重提，划出千万元巨资，真叫不问苍生问鬼神了。
不过，一转念，逝者生者，愿望或可相通也说不定。听说重修刘禹锡的“陋室”花了一千万，扩建周立波故居则为六千万……烧钱烧不停，文化忙搭台，也许就“如”了什么人的树政绩、揽游客之愿哩。
管窥蠡测，也许事情被我复杂化了，但也许事情本来就这么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