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画卷上的风云大戏 河洛风情画卷

  翻开作家曹明霞的长篇小说《日落呼兰》,在一幅幅浓郁的东北风情画卷上,一段段伪满时期的历史风云大戏次第展开。   这段历时近十四年的历史,是如何被文学叙事填充的?是如何被小说元素迷漫的?换句话说,东北人民遭受了怎样的欺凌?他们是怎样挺过来、活过来、走过来的?这一切是如何走进文学叙事的——这是文学之要、小说之要。
  一个村庄,折射出整段历史。历史不只在旌旗猎猎的教科书里高扬它的存在,更在一个炊烟断续、鸡鸣犬吠的村庄里贮藏它饱含生活气息的一切真实。掩藏在历史深处、大地角落里的一个村庄,人和大地上所有一切,都是活的,动的,会呼吸的——在文学的世界里,历史就变成了流动的生活史——小说,就这样互补了历史的生硬,补足了历史的形象。文学读者之于历史读者的有福之处,就在于从不熟悉的生活中,看出新鲜和奇特;从熟悉的生活中,觉出酣畅和解气。《日落呼兰》,用风情迷漫的文学笔法,还原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真实。
  小说所涉应该算是重大历史题材,面对这样的题材,长篇小说的巨大体量,给了作家从容叙述和自由发挥的空间。然而这自由也无边无际,如果驾驭不了,反倒容易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作者有着长期不懈的写作积累和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一次,在大量历史资料的支撑下,活化成一部可圈可点的成熟的长篇小说。
  女作家笔下,处理历史题材、战争题材,相对于男作家而言,少了销烟,多了烟火气;少了血腥的直接描述,多了对血腥暴力缘起的追问,对历史和人性的追问。
  作者在小说中试图分析日本侵华的原因,除了日本军国主义传统之外,最终把追索的目光停留在了“为了生存”。作者还大胆地提到了路线斗争,并对“打土豪,分田地”等具体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民族危亡关头,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甚至包括地主)——共同抗日才是根本。
  这些都是一个作家历史观的体现,也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用勇敢真诚的态度面对历史,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对于中日百姓联合抵抗战争,作者并没有用浓笔重写,而是很生活化地体现在日本来华的“开拓团”回归故乡的诉求上,更体现在主人公庆山与日本军医之妻花田后来组成一个特殊家庭上。从庆山这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眼睛看来(也是小说的倾向),大多数的日本百姓都是善良的,正义的,尤其那些日本妇女,千惠、纯子、花田等,更是和中国人无异,甚至她们心中的道德律条更为严格一些。
  主人公庆山,是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美德的化身,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爱好和平,内心深处严格恪守儒家的中庸守衡,安分守己。在他眼里,无分种族、民族,只希望大家和平相处,平安生活。以庆山为代表的东北民众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苦难和抗争,构成了小说的叙事主体。
  但是,叙述苦难和抗争,又绝不同于以前所谓主旋律小说的老路数,不是干巴巴的叙述,而是湿润润的流淌。
  为了区别于传统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作者尽量不直接触及历史,而是善于在家事、家务、家常中交待时世之变。比如三叔要打小儿子庆路,嫌他说到了“枪”,怕他乱说话,原因是现在“日本子”急眼了,对游击队很厉害,还活埋了附近五十里的老百姓,说明此时敌我双方战争格局处在敌强我弱阶段。再比如,张立本和庆山兄弟们家长里短地唠嗑,就把山下日军驻地的武器库、地形图也摸清了,把山上东北抗日联军的事交待了,把我地下党的积极活动及活动方式等也做了刻画。
  小说的初衷当然首先是记录历史的,但最终做到了不粘滞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把历史当作一个地域的风情史来写。如果剥离了时代特点,其写作风格和意旨趣味是直追萧红的《呼兰河传》的。用风情史来承载历史,既达到记录这一段历史的目的,又不失从容地将历史风云变幻的量变过程和质的突变同时做了淋漓尽致的描述。不同力量的对比,民间力量的积聚,历史事件的起承转合,都被附着上当地风情民俗的色彩,呈现在风情浓郁的东北大舞台上。
  风情史和风云史的异质同构,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小说的细节描写。东北这片土地特有的地理地貌风俗人情,如冬天的苦寒,庆林、庆路兄弟二人没鞋子穿,只好在雪地上跑着找热乎的牛粪,让光着的脚可以暂时地暖那么一下,就这点暖,兄还知道让着弟……又如东北女人抽烟,农村妇女的对骂,农村孩子的游戏,捉虱子,放河灯,跳大神儿,林海雪原上的急行军……可以说,正是大量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的真实性描写,推动了小说的叙事,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基本动力。风情细节的叙述,丰盈了小说的骨架,湿润了小说的风格,让小说这种体裁呈现出丰满的韵致之美。这是“内容即形式”的一个注脚吧。
  这种细节真实也体现在人物的处理上。小说张扬一个民族的勤劳、正直、智慧,也不避讳习性中固有的懒惰(如三叔的嗜酒和三婶的抽大烟)和狡诈。对民族习性毫不客气的展示,对国民性的全方位观察和审视,使小说又呈现出一定的思想高度和人性深度。没有一个民族是完美的民族,正视民族性格中的种种弱点,这个民族才能更强大,未来才能更辉煌。
  以细节取胜的风情史,容易陷入繁复和芜杂。但这部小说叙述的从容,并没有以芜杂繁复为代价,相反,这种从容倒是靠简洁的叙述来实现的。翻阅文本,触目所及,短句短段、短章短篇,能止就止,绝不拖沓,这种简洁不是写成之后的删减所致,而是写作之初的风格追求使然。内容上不吝笔墨的细节选择,与艺术上珍惜笔墨的简洁叙述,二者相互对比,又相得益彰,构成一种特殊的文学张力,生成一种特有的艺术趣味,丰富醇正,意味绵长,颇得文学艺术真谛。
  小说当然不避讳死亡。那一段历史,死亡是个太普遍的字眼,甚至是个关键词。在日本关东军残害下,小说里提及的人物死法不一,计有:冻死、饿死、炸死、战死、不堪日本人的侮辱上吊而死,被关东军的讨伐队吊死,因“反满抗日罪”被关东军酷刑折磨死、被抓“浮浪”到日本充劳工,还有,冻错乱了的姜小兵扑火自焚,有良知的日本军医的爆炸自杀……广袤的东北大地,可谓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查卫生、绿头苍蝇传瘟疫等,可以说是小说里为数不多的一点儿幽默细节,在老百姓普遍苦难惨痛的生活里,这一丝幽默,更让人觉得辛酸。
  不堪压迫的农民上山了,不堪剥削的工人起义了,就连日本开拓团的百姓也起而反抗了……共产党人更是神出鬼没,层出不穷:车把式于老板子和张立本、曾入匪帮的金东烈、商人周德东、原本只会看风水的庆山的大爷洪福隆、几年前头上还长虱子的庆山的妹妹玉敏……还有奇女子一样的艳波,为了保护亲人和乡邻而牺牲自己委身日本人,这样的事,似乎只有豪气干云的东北女子才能做得出。行文中,作者对这样的女子没有丝毫的鄙夷,反倒有着深深的敬意。她们自身可能是时代的牺牲品,但她们更是历史的推动者,我们理应对她们怀有敬意……
  转眼之间,这所有人,一切力量,都聚合在一起,汇成了抗日的滚滚洪流,裹挟着浓烈的社会风情,推动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噢,国共要争天下了。”小说结尾,刚刚结束五年与世隔绝的山林生活的庆山自言自语的这句话,说的那么直白,又那么意味深长。这是今天这个自由时代的作家才会、才敢这样写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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