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当代作家在十七年家族叙事作品中表现出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既是文学一体化时代的历史要求，又是作家叙事情感的真实流露，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合理性；但从审美角度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情感导致文学创作艺术视野与叙述视角的狭窄，对人性认识的片面，只揭示出人物阶级属性的两极剖面，相对忽视了对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这种情感既是敌我之间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映，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家族情感无意识的积淀。
关 键 词 家族叙事 二元对立 爱憎情怀
作者 曹书文，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新乡： 453007）
进入当代社会以后，家族作为一种制度、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失去了存在的政治、法律基础与道德合法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首先在于必须打破旧的家族统治，以人民当家作主代替家长专制。土地改革的成功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地主家庭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大家庭的破坏与新型革命大家庭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作为旧的制度、文化、思想、生活方式载体的旧家庭势必成为当代作家批判的对象，对革命大家庭发自内心的崇敬与向往成为基本的叙事情感，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也成为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家族小说的叙事情感基调。
一
当代作家继承了现代家族小说暴露家族制度与传统伦理罪恶的启蒙传统，因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又与现代作家表现出明显的不同。现代作家所锐意批判的是吃人的礼教与专制家长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剥夺所造成的人性与人情的悲剧，而对旧家庭本身又流露出眷恋的家族情怀，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之间徘徊的知识分子则报以深切的同情，体现为理性批判与情感眷恋的家族情怀。然而，当代作家对封建旧家庭的批判更多地指向其政治的反动与道德的堕落，对封建家长与置身其间的知识分子只是阶级性的批判与否定，对其思想性格中复杂性没有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表现出相对单一的情感态度。
作家对封建贵族家庭的否定态度首先体现在对其私有财产来源的合法性的质疑，追问供其享乐、消费的资源究竟是勤劳致富还是不义之财，只有在对其财产来源的性质确定之后，作家才能表示明确的情感与价值判断。如果封建家庭私有财产的获取靠的是巧取豪夺的话，那么推翻封建制度与贵族阶级统治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政治上的正义性。从十七年时期的家族叙事性作品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贵族家庭财富的原始积累大都靠非法或不正当的手段所得，都沾染上许多无辜者的鲜血。《三家巷》中的何家老太爷娶太太的时候，尽管对方是一位十足的村妇，但“就因为有十二亩田做嫁妆，当初老太爷何小二才做了这门亲的。”不管是他的发国难财或是唯财是娶都昭示出财产来源的非正当性。
对贵族家庭不义富贵的揭示客观上意味着对家长道德人格的审视。他们作为乡间社会的绅士、城市的官僚、民族资产阶级，应该说接受了较多传统文化的教育，理应是社会的精英，普通民众的“行为示范”，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伦理秩序的权威。但实际情形则是，常常是他们首先触犯神圣的伦理秩序，成为下层民众舆论谴责的对象。《三家巷》中的陈万利不顾亲戚之情，亲自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告发三个外甥的躲藏之处，导致周金的被害。作品选材的侧重与对其中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意味的审视间接地表示出叙事者的情感旨向。
不管是《红旗谱》中的地主冯老兰，或是《三家巷》中的官僚地主何应元，民族资本家陈万利，他们政治上的反动与道德上的堕落相伴而生，尤其在两性关系上违背起码的人性伦理，表现出庸俗卑下的道德人格。如果说他们对年轻貌美的女性的占有之心多少属于人性弱点的话，那么，他们不顾年龄辈分的差异对美色女性的一意孤行的欲望则多少体现出伦理水准的低劣。从对封建贵族家庭财产原始积累的合法性的质疑，到对这些家长们政治上的反动、人格上正常人伦情感的缺失、两性关系上的紊乱的道德审视，昭示出作家对贵族家庭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态度。
二
如果说十七年时期作家对封建贵族家庭及其代表人物流露出明显的否定感情的话，那么，对于工农之家及正面英雄的塑造作家则流露出赞美的情感态度，肯定父子相承的精神传统，歌颂其身上体现出的民族性格与传统美德。
十七年时期的作家笔下传统家庭内部价值观念的冲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父子之间精神相继的凸显。朱老忠从小生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父亲朱老巩因不满地主冯老兰砸铜钟霸占官地的不义之举，赤膊上阵与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反抗失败后吐血身亡，造成姐姐被狗腿子强奸，自己怀着家族仇恨逃往他乡的惨剧。但不管逃到那里，这种血海深仇他都未忘记，他为家族复仇的决心非常大。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的家族仇恨成为朱家后代走向革命之路的隐形动机。叙述者在对朱老忠这个工农之家宝贵的家族传统赞美的同时，也让读者对他们世代没有过上美好生活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如此爱好正义、反抗压迫、勤劳善良的工农之家却日渐生存艰难，使人很自然地对黑暗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对工农之家家族传统的肯定与对革命英雄的赞美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十七年家族叙事性创作中，作者塑造了一批出身于工农之家的革命英雄形象，他们先进的思想、崇高的品德与坚定的意志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对农民英雄朱老忠性格的塑造时，作者一方面尊重历史的真实，一方面有意识地对其精神性格进行提高和升华，使之“成为更加理想更加完整的人物”。［1］作家对朱老忠形象的刻画不仅突出了精神性格的伟大，也真实地表现其情感的真诚、人性的善良的侧面，成为十七年时期理想的农民英雄性格的代表。小说在重点塑造朱老忠性格的同时，还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描绘了年轻的革命群像，运涛、江涛、大贵、二贵、春兰等，他们都继承了祖、父两辈的斗争传统与革命精神，在先进思想的哺育下，在革命运动中不断成熟，从而与他们的上辈一起构成一个革命农民的英雄谱系。
在倾心赞美革命英雄先进思想性格时，叙述者又注重对其躯体与肖像的描写，使人物思想精神的内在美与英俊潇洒的外在美二者交相辉映，给人以不尽的美的愉悦感受。小说躯体肖像描写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人物的思想性格、道德品质、阶级出身往往表现出更多的相似性，反面人物、落后人物常常带有本阶级的属性，昭示出叙述者明显的情感好恶。凡是出身于富贵之家的人，大多性格与外貌存在明显的缺陷。如果说作者对自己笔下的正面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艺术提高和升华的话，那么，对于那种为富不仁，缺少正义和良知的反面人物或多或少都给予了一定的丑化。
三
作家对出身于不同家庭人物的情感褒贬好恶不仅仅体现在叙述事件、塑造人物、肖像描写中，而且还体现在艺术空间的设置上。叙述者常常按照不同阶级不同家庭的出身状况，给不同性格的人物安排不同的叙事空间。由于讲述话语的年代已是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无产阶级政治一体化时代，工农兵走上历史舞台，成为创造历史的主角，经过共产主义思想洗礼的先进家庭成为革命的同盟，由历史中的边缘走入现实政治的中心舞台，地主、贵族家庭已被彻底颠覆与解构，由话语所讲述的年代的中心退居讲述话语的年代的边缘，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文化语境的反差，客观上形成了不同叙事空间的对比。叙述空间话语的操作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律动，更是一种权力的有意味的形式。
不同阶级之间叙述空间的设置与不同性质的人物活动的空间是相辅相成的。尽管到了文革十年才有无产阶级的“三突出”创作理论，但在十七年时期，人物塑造的空间政治学理论已初露端倪，艺术的空间设计不再是单纯的形式技巧，更多的彰显出一定的意识形态意味。
不管是从家庭生活描写、人物性格塑造、叙事空间的设置都体现出作家叙事情感上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与思维模式，正面人物用“一系列光明的词汇组成”，反面人物用“黑暗的词汇组成”，“这两大语言系统归根结底可以用‘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模式来概括。”［2］这种正反对举的叙事模式最终体现出的是作家情感上与价值立场上的艺术选择，这种选择只适用于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两类人物，对于同是正面人物，同是肯定赞美的感情取向，作家的态度在相似中又有着细微的差异，为了准确地表现这种叙事情感，作者广泛地运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将性格相似的两个人物对比着来写，既是为了突出各自不同的性格侧面，同时也在对比性的描写中表现出叙述者情感色调的微妙差别。
当代作家在十七年家族叙事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既是文学一体化时代的历史要求，又是作家伦理情感的真实流露，具有政治的与伦理的合理性；但从审美的角度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情感导致文学创作艺术视野与叙述视角的狭窄，对人性人性理解认识的极端片面，只揭示出阶级情感的两极剖面，而忽视了对人内在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这种情感既是敌我之间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映，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家族情感无意识的积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家族小说研究，批准号：05BZW059。］
参考文献：
［1］梁斌. 梁斌文集（第6卷）. 北京：人民文出版社，2005. 274.
［2］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57.
编辑 南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