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历史上统治者们争夺的对象，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就是人们（特别是统治者）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和权力相互打造并加固。 一、为了话语权的确立
《动物庄农场》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奥威尔安排的动物出场别具一格，匠心独运。一口叫老少校的猪做了个奇怪的梦要讲给大家听，其他的动物甚至“不惜少睡个把小时，十分乐意来听听他要讲些什么”。在建立猪的统治中，一只叫吱嘎的小肥猪功不可没。统治建立后吱嘎为了维护统治，也是殚精竭虑。吱嘎“他的腮帮子挺圆挺圆的，眼珠子忽闪忽闪的，动作敏捷，嗓子特尖。他的口才十分了得，每当他力图证明某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论点时，其习惯性动作就是身子跳来跳去，尾巴摆个不停，不知为什么这一招很有说服力。别的动物谈起吱嘎来，认为他有本领把黑的说成白的”。这就是猪统治王国的宣传家，掌握了一整套的使用话语的方法和技巧，可以指鹿为马，颠倒是非黑白。为了更快地争夺话语权，拿破仑（以后的统治者）和雪球（统治者之一，但被拿破
仑和吱嘎排挤）加上吱嘎，它们三个将老少校的教导阐发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们将其命名为动物主义。以后一有时间，就向动物们宣讲动物主义原理。
二、话语在建立专制制度中的作用
制度是一个人与人及人与物之间相对持久和稳定的关系集合。制度由各种各样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都有一个物质存在。制度存在于构成一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如教育、法律、刑事、商业、政府、家庭、体育、娱乐、宗教文化等领域。这些制度或者属于私人范围，或者属于公共范围。各个范围的机构通常比私人范围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在福柯看来，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间的不同在于它们的“真理”观念以及“真理的影响力”不同。公共机构的权威性来源于它们有能力说出某些情况的“真相”。当然，公共机构也可以利用它的权威性来非常轻率地制造出一个真相，比如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对自己所犯何罪都不知道的安迪被判了两个无期徒刑。影片中，警方找不到安迪的枪，依靠的只是安迪可能的杀人动机和同样口径强制射出的子弹，根本没有充足的确凿证据。安迪就这样被无辜地送进了肖申克监狱，一呆就是19年。同样，科学也会制造真相，比如前几十年的医生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孩子开上庆大霉素，造成许多婴儿的残疾。当然，如果那天机构说出了真相，那我们也不必惊讶，因为这样做对它自己是绝对有利的。
任何一种独裁专制政权，最根本的是要有一套美妙无比的理论体系和随心所欲控制舆论的能力。阿伦特也说过，极权主义统治的得力工具是宣传和恐怖统治。极权主义之所以要在群众中反复地、喋喋不休地进行宣传，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原本便是虚构的，骗人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某些观念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产生长期不变性，也可称为“彻底性”，即谎言说过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样。阿伦特认为群众一直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丧失了最基本的常识，所以就缺乏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极权主义宣传正好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以恐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代用品――“科学”的谎言。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需要和恐怖相互为用的话，那么，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便为灌输所代替了。
为了更好地进行宣传，极权统治者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在《动物农场》由吱嘎负责宣传他们的理论并在需要的时候进行修改，让理论更好的为他们服务。吱嘎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农场的今昔作对比，他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愈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逾是显得美不胜收。“我们白天黑夜都在守护着你们的福祉。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那些牛奶，吃那些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吱嘎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吱嘎玩弄语言如同玩弄魔方与七巧板，用语言篡改过去，粉饰现在，许诺未来，把残暴和无耻置换为崇高和无私。这就是极权统治者惯用的伎俩。
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得其他一切非官方的思想都成了异端邪说，如与自己有抵触，则杀无赦。因此，我们会发现，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制造过痛苦的政权，在发挥其虐杀和灭绝的巨大潜力时，总是有一套似是而非、充满光环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有时是一种宗教教义，有时是一种价值取向，有时甚至完全是强词夺理、毫无逻辑根据的种族学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判处异端火刑的理论依据是对圣经的信仰；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借助的则是“自由”，法西斯独夫希特勒凭藉的是种族主义，所有这些理论体系都成了运转它们政权机器的指导思想。
当一个政权具备了上述条件之后，欺骗人民就变得很容易。人们往往会相信这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合法的，而且善良的人们会支持它的一切非人道行径。就如一向任劳任怨、善良的拳击手在被灌输了新思想后，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人，杀人时自己都意识不到在干什么。“我没有这样做的本意。我忘了自己穿着铁靴子。”可见，话语有着怎样的魔力。怪不得历来的极权统治者都极度重视思想体系的建设和宣传工作。
（作者简介：薛育�，甘肃永登人，现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