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通说认为调解制度同行政权的不可处分理论相违背，然而随着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以及多年来司法实践的推进，这一观念受到来自理论界和实务界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众多学者开始关注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全面地对调解制度的理论障碍、可行性以及程序设计等进行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上也指出，应当尽快确立行政诉讼的调解制度。在我国行政诉讼法面临重大修改之际，对调解制度自身的价值进行理性分析，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调解制度能够针对性地解决实践层面的现实需要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余年来，撤诉率居高不下，行政案件的撤诉结案率逐年上升，已成为行政案件结案的主要方式。1998年以后，行政案件的撤诉率略有回落，但在撤诉案件绝对数上仍属较多。全国1996年撤诉率超过了一半；在某些地方上，情况更为严重，黑龙江省某市1995年撤诉率甚至高达总结案数的81.7%。在这一组耐人寻味的数字背后，不难发现变相调解的身影，法官通过“协调”“庭外做工作”等手段试图平衡利益并促成原告方“主动”撤诉，于是已经启动的诉讼程序无疾而终，法院也没有形成任何判断。然而，这种无规制但又大量存在的变相调解衍生了阴暗的法律阴影。恰恰因为调解制度的缺失，其结果是当事人通过法外途径变相调解规避法律，由于没有法律约束，这种变相调解可能滋生腐败和其他不公正因素。建立调解制度，是实践层面的现实需要，能够疏导当事人合理的调解愿望，并使得原本处于阴暗角落的变相调解等现象暴露在阳光下，合法、公正地进行。
二、建立调解制度能够有效地维护法律的权威
作为调整社会生活最重要的规范，权威是法律的本质之一。 然而法律的权威不在于威慑和惩罚，而在于其公正性以及公众的信赖和服从。法律权威的高低，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就是其是否得到了切实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大部分时候，有赖于公众一方的守法程度，但有些时候也需要法律本身进行修正、调整和适用。
调解在实践层面的客观大量存在，使得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形同虚设，贬损了法律的权威和形象。与其允许当事人在法院背后进行交易，还不如将这种交易置于法院的监督之下，并为其设置公平的规则和程序。因此，适时建立调解制度，也是对于法律权威的恢复和补救。
三、建立调解制度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
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宪法精神在程序法中的具体体现。从行政诉讼的目的上分析，保障民权是诉讼制度的首要考量；从诉讼程序的启动上来看，也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当事人处分权和自由意志的尊重，虽然行政诉讼兼有评价、抑制行政权力的立法目的，但不能就此以法院的职权探知为由限制甚至剥夺原告方的处分权。现代的诉讼理念是以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为核心的，调解能够使当事人具有更广泛的程序选择权，另外从现代行政理念的角度看，调解能够推动互动性、参与性的新型行政关系的建立和完善。一律不允许调解的做法，将民众视为行政行为的客体，是一种过分视民众为之能力者的思想。公民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和国家行政权力社会化一直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在发展和推进。通过调解使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从位到同位的构造性变化，远远超出了和解本来的目的。再者，调解并不意味着对于审判权的放弃，调解原则、条件、程序以及禁止性事项的合理设置，仍然可以保障法院推行法律价值、正确适用法律。而不应因噎废食，对调解一概不予适用。
四、建立调解制度能够提高诉讼效率
调解能够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调解制度的存在使得当事人不必经过一个完整的诉讼程序，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时段内自行决定是否调解，并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从而缩短诉讼时间，节约本就相对紧张的司法资源； 对于原告一方来说，能够减少了诉讼成本的支出，迅速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对于被告一方来说，也能够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日常的行政活动中来，从而达到多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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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爱武.“合意管辖制度：法理、问题与对策”[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3]吴润平.“行政诉讼调解之我见”[J].开阳审判.23.
（作者：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硕士,职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