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中国，媒体上可以看到曝光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事件，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或“新闻调查”，就有对此类事件的“访谈”和“调查”。 当然，这些曝光和调查的阻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于是，便有了那些排着队上电视台走门子、说情，不惜金钱和精力要将批评报道用或硬或软的方式扼杀于播出之前。中央电视台尚且面临如此压力，省、市级媒体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写批评报道的记者所面临的压力则更是不难想象。
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为什么批评报道的出笼会面临如此强大的阻力？当事人怕把事情的影响闹大是主要原因。因为在许多地方，违纪事件的处理与事件造成影响的大小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样一件违纪案，如果知道的人少一些，再做一些“勾兑”工作，便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之亦然。
故而，始有张金柱、邓评比之类人物，在受到法律制裁后，不自省其罪，反认为是被媒体所害之类的荒谬逻辑。
还有一种原因，亦即是本文专门想谈及的，那就是许多人身上莫名其妙的“荣誉感”使然。
有许多动用物质财力去讲情或阻止媒体发布批评性报道的人，其实与被批评者并无瓜葛，更谈不上收下什么好处，单单只是为了所谓的“荣誉感”。譬如，某县工商管理人员执法时将菜农打成重伤，这本来是个别工商人员素质低下的表现，即使工商局内部对此也是绝不能容忍的。但当一听说媒体要曝光此事，局长一下子慌了神儿，立刻出马做工作。县长一听要曝光本县新闻，也马上出动；如果再不能解决，便会动用更高一级的关系，直到将稿件扼杀为止。如此一来，便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仿佛一个爱惹事的孩子在外面闯了祸，别人告上门来，反倒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拦在门外，老拳相向。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样，媒体的尴尬便出现了，曝光某省、某市、某乡的某个电管站的收款员贪污公款事件，极可能变成某省、某市、某县、某乡联合捍卫本地“名誉”的一场“圣战”。其方式不外乎拒绝接受采访，威胁证人，订立攻守同盟或找更大的领导对电视台施压，或利用法律手段以批评报道中的某个用字或标点错误，将记者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
还有一些地方，宣传部门几乎每天都在讲“宣传纪律”。这个纪律，是本地领导们根据“地方保护主义”原则订立的。其内容无非是批评报道必须由被批评单位和个人签字盖章（相当于把意见箱挂在被提意见者脖子上）；上级新闻单位来采访必须通过当地宣传部门（这样才好有思想准备，使扼杀工作不至于被动）。不仅如此，言论稿件要注意防止别人对号入座，最好只批评街上乱扔纸屑的市民或太阳黑子不按规律爆炸；副刊类稿件亦不可犯忌，别说大事，就连小事也不行。譬如，以烟叶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地区，最好少写吸烟有害健康之类语言；而啤酒生产大县，更要免谈啤酒可以增大肚子之类知识。
其实，这些珍惜“荣誉”的行为，恰恰是对荣誉的践踏和侮辱，也无怪乎许多人对新闻媒体失望。笔者当年搞电视采访时，就常面对这样的尴尬――每当举起摄像机拍批评类新闻时，便有人劝：“记者同志，别忙活了，反正也播不出来。”往往，他们的预言总会不幸实现，这使人痛心且难过。试想想，在法制建设日益完善的今天，一个弄垮企业的厂长或乱打人的村主任都受到层层保护，成为享受曝光豁免权的“特例”，更遑论那些官大权大的，谁还敢往后面想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