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问题”成了历史问题，成了社会问题，到今天成了时代问题。这样的现象虽然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各国皆然，但中国尤甚。而且到了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的时候了。 往往一个人当了官、发了财、成了名，首先是子孙得势逞威，随之是亲族、亲眷、亲属、亲戚沾光，行时走运；反之也一样，一人腐败，一人倒台，也往往牵连出一大串或几大串家族式的“共同犯罪者”。反倒是一人有功、有德、有绩而一族人久久保持优良传统者甚少。
这样的例子，古今的中国也实在太多太多了，故而值得深思和深究。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家族制即承袭制的是夏朝。当了“王”的是夏启。他的老爹，就是当年因为治水有了大功的禹。禹将权位传给他的儿子启，这位启一开始很不错，对老者、儿童、贫弱者很关心，自己的生活也很俭朴，睡在草制的褥子上，拒绝包括奏乐、打猎在内的享乐。但没过多久，他的溺于享乐之风就近于到了发疯程度，年纪轻轻就死了。让他的老爹死后在地下都不能瞑目，后悔“家族制”的建立。
商朝有个商纣王，在历史上名声很不好，被称为昏君兼暴君。其实，这位商纣王年轻时是个优秀人物，力气大、智商高，模样长得也很漂亮。打过不少胜仗，在开发落后地区(即“东夷”)、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的事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此人后来生活糜烂，找了个狠毒的女人妲己当老婆，共同做了很多令人发指的残酷之事，最后落得自焚而死。
将中国的家族制提高到至高程度、成熟程度的是秦始皇，他很想将子孙的权势延续千年万年。但一个威风凛凛的秦朝寿命很短，只存在了15年。原因之一，就是家族制惹出的祸。
中国的王权制、家族制。其中最有威风的人往往有三种：一是王族，即皇帝本人及其兄弟、子女之类；二是“外戚”，即皇帝老婆的“娘家人”；三是“宦官”，即专门伺候皇帝、皇后且又与之十分亲热并常常出坏主意的奴才(而且是失去了性功能的奴才)。由上述人组成的家族势力，哪里会干什么好事?
人有一点家族意识，讲一点亲情、族情，不是什么坏事，不必大加指责。但亲情或族情一经与私情、私利、私权有关，就必然干些祸及于民、祸及于人，最后祸及自身的勾当。偏偏这些带有极端自私性的“家族本位”意识在中国太长久，也太顽固了。即使在孙中山先生首创“共和制”之后，及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家族本位、家族利益、家族意识的顽固传统也未消减，甚而在商品经济的今天越发时兴起来。
眼下，在中国的诸多社会问题中，有三个问题绝对不能忽视。这三个问题中，包括家族腐败问题、裙带关系问题、子孙权利问题。
前两个问题较明显，不必细说。这里，重点说一说“子孙权利”问题。
在这里，首先要弄明白两个词，一个是“权利”，一个是“权力”。对权利必须尊重，包括子孙权利。如子孙在长辈面前的平等权利，人格被尊重的权利，以及物质需要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等等。但“权力”就不同了，本来它只能从属于公共性的公权、民权。一经以权谋私，无论是对掌权者本人、对别人，还是对子孙本身，都可能是社会之殃、人间之祸。
有的人当了官，发了财，出了名，得了势，首先想到的是将特权转送给子孙。甚而给子孙以依势取利、凭势逞威、仗势欺人、借势凌人的资格，以及包括借势强定“人才”或强造“精英”的勾当。其实，这不仅是一种丑陋，而且是一种愚蠢：若是助子助孙作恶，就更是一种愚蠢!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都懂得“君子五世而斩”，其中的“君子”指的不是通常说的德才兼备者，而特指的是有权有势人物。而“斩”指的就是完蛋。总的意思就是：一时飞黄腾达的“贵族”很少能将权势传给几代，最终会沦为缺德无才的“贱人”。长辈总希望有权有势的人给子孙遗下永久的福荫，这也是愚昧的。
连中国很平凡的门联上都有两句很通俗的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话虽然通俗平易，但却有座右铭意味。“忠厚”，道德品位之谓也；“诗书”者，文化素质之谓也。凡是执意于教育子刊、德才兼备的人，不仅自己有品位，而且也是对子孙的真正负责；反之，本身就无德少才，且又一味向子孙灌输傲众凌人意识的人，不仅本人离完蛋很近，而且注定殃及子孙。
遗憾的是，古时为官者坚持德才兼备之道的人不是很多，为自己、为家族、为子孙争权争势或争名争利者不少。时下，一些人被商品社会的风一吹，恶性的心理和行为尤盛。
当年鲁迅说中国家长有两种，一种是“任儿孙做马牛”的人，一种是“为儿孙做马牛”的人，两者都可悲。任儿孙做马牛，对儿孙不关心、不负责，是可耻的；为儿孙做马牛，若是你本人做了一辈子苦争权势、苦争名利的愚马愚牛，即使将那样的“资本”传给子孙，也注定不会使子孙成为有才有德的义马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