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建国之后，科举曾一度中断（北方近八十年，南方近四十年）。失去了进身显贵的阶梯，儒士自然有着强烈的边缘化的焦虑。“九儒、十丐”之说实为此一心理之反映。宋思本观猎诗讲到生来一字都不识的蒙古子弟一朝拔荐，而“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纳何由达明主”。这种感慨在当时颇具普遍性。失去了科举的机会，儒生即使通过吏进入仕，不过地方小吏而已。
延v二年（1315），元政府重开科举，但由科举入官者一年不过三十余人，只有考试人数的“万分之一”，许多郡县甚至多年无一人考取进士，科举成为元政府“粉饰太平之具”。有学者作过统计，延祜二年（1315）至元末所进行的16次科举考试，共得1139名进士。而据元典章所记，当时元朝的官员数则为26690人。两相对照，科举出身的官员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废止科举导致士失其业，这对士人的价值取向必然冲击巨大。时人描述说“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从元人文集所反映的情形来看，科举事废，只有少数人执儒业而不少懈，等待科举重开。更多的人改习吏事，托官府以全性命、庇宗族。
元人认为，科举停废，其意义并非完全消极。戴表元陈无逸诗序说“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虽然没有了致身之望，但士子们也摆脱了场屋之文的束缚，所谓“无科举之累，有读书之闲无客外之苦有养亲之乐”。吴澄笔下的逸士熊佐，在科举废后，读书娱亲于山，“坐扫地焚香，琴书图画罗列后先，尤嗜古器玩，尝学琴，后不复操，曰但识琴中趣尔。惟工诗不辍，一时吟人咸相推许”。在罢停科举的几十年中，一些文士或“专心古文”，或“以诗自畅”，或“大纵其学，于六艺百氏之书，浩浩乎慕为古文章”，或“率为诗章杂学”，或“临晋帖，诵晚唐诗”。所以有人说，科举停废三十年，一洗时文之陋。
然而，能读闲书的毕竟是那些家业丰饶的文士，生活拮据的儒生必须另谋出路，其中一些人以自己的智巧，做起了工匠或是商贾。儒生所从事的匠业，大抵与文墨有关，如制墨、制笔、制砚、打碑、刻印等等。张之翰记载了一位制墨名手王仲玄，本是簪缨世家，宋元鼎革之际，他以耕锄养亲。后得制墨法，于是跑到大都寻找机会，三年以后，他的墨已名动缙绅。他不仅卖墨，也卖书籍。有人诱以厚利，希望他做更大的生意，被他拒绝。他说“墨与书，息固微，尚可近圣贤、接鸿儒，使子孙不堕垄断中。不过贫俭而已，又奚害”出于对文化的依恋，他终身守其故业。还有一位江西人朱万初，也是出生儒家，擅长制墨，其墨“沉着而无留迹，轻清而有余润”，流荡京师时，为虞集所赏识，后献墨皇上，授官奎章阁。
元代匠人，与文事最为切近的还有印工，亦称图书工、刊工、刊印、刊生、镌者、剔图书者、篆刻等，他们擅长刻制印章。印工在官方机构中并不鲜见，他们负责官印的制作，如王恽秋涧集记载朝臣关于天子印玺的讨论，认为古代天子有八宝，而今朝廷所用只一宝。“欲议奏令印工季并余宝皆刻而为之，用古文奇篆。”这里记载的就是一位官府所用的季姓印工。
民间印工，历来少有知名者，宋代文献中仅见萧文彬。他善刻印章，文天祥曾作诗相赠，有“昔人锋在笔，今子锋在刀”之句。但元人文集中记载的印工骤然增多，吴澄赠篆刻谢仁父序称他本儒家子，工于篆刻。吴氏每见他所刻累累之章，不仅激赏其笔法、刀法之工，而且认为此举有“存古”之功。陆文圭记载浮梁人朱自明，其祖朱敷文在宋代为尚书，乃理宗之师，朱氏自是儒学世家，但宋亡之后，家业落拓不振。于是朱自明浪走江湖，他自称“儒幼而学之，吏亦尝试焉，皆能之而不为者也”。因为好古，他专攻篆刻之学。方回曾为一位朱姓印人作诗，称他以刻印糊口，但本来却是知书之人。又有一位柳士有，承其父业，教授子弟。自从进士科举废，家学无所用，于是“易业习古篆”，为人刻姓氏名黾这几位印工原先都以儒为业，后来改刻印章，既谋生计，亦近文墨。这样的选择，与科举停废不无关系。
印人刻印而外，往往兼工刻碑、刻书，不同于后来的篆刻家专以刻印为业。由宋仕元的艾性，认识一位图书工罗翁。罗本是刻碑的能手，但不得其用，于是小试印材，刻黄杨木印。这样的艺能颇为时人爱惜。艾性鼓励他“不必附名党锢碑，亦不必寄姓麻姑石”，有许多诗稿等着他刻制以传播鸡林。前文提到的朱自叽曾为县庠刻文宣王加封碑，“体制甚古”。赵文记载一位许生，“本刻梓，又图书，又金石”，还擅长医术。程钜夫记庐陵印工彭斯立，曾携所刻印与古印章来谒，自负其“刻古帖可上拟阁本淳化，若绛，若潭，若临江，武陵，直下视之”。他还打算取当时名卿巨公雄文华章尽刻之，然而当他向程钜夫索文时，遭到拒绝。但吴师道s认为“庶几撰刻工，尚可传好事”，他接受了一位刘生刻稿的请求，因为其所刻文字“委折知笔势”，这位刘生同时亦工刻印。
在印人与文人的交往中，印人始终是积极的一方。他们主动为一些有名的文人刻印，并请求他们钤在所作的简牍题咏之上。甚至还有人伪刻图章，加盖在文人作品之上。渐渐的，用印成了文人挥翰的习惯，许有壬的常用印竟然“积至盈箧”，虽然他对钤印并不热衷，但时尚如此，也“未能免俗”。他认为印章虽近文事，但也只是“文之末”。然而举世崇尚，印章的制作也日出日精，这些是他无法视而不见的。相比之下，王礼很喜欢印章，在赠唐克谦图书序中，他说自己的文章不工于辞而尚乎古，能得印刻之精者相配，足以增重于时人耳目。宋人欧阳修曾说，我的文章将来赖蔡襄的字而传王礼移之以论唐克谦的印章。到了明代，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程敏政曾记载印工龚廷臣曾答应为他刻印章，一直没有刻，他只好写诗相促，因为印章会为自己的作品增色，“从此文房知借重”。
印工与文人交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题赠以增重声价，元代印工之名藉文人歌咏的篇什得以流传。天台人卢仲章，有铁笔名，为士人所乐道，陈基、董佐才等人都为他作诗赋。昭武李子奇，所作印章得汉遗制，“士大夫爱重之”，蒋易曾为作序。这些印工都有很好的刊刻技术，文人们常常感叹于他们的刀笔之工。方回记载婺源人俞体曾所赠三方私印，朱文屈蟠，细若游丝，有疏有密。另一位印工程礼，“刻画工夫初亦苦，终然芒角了无痕”。文人们也将印章视为书法之一面，因为从中可见古文字传统。那些懂得小学、书法的印工往往能得到更多的褒扬。如唐克谦所刻之印“篆古而制雅，布置得宜，运削匀洁，庚庚然如瓷之碎也，辉辉然如玉之润也”，王礼认为看到这样的印章，不啻如睹石鼓文峄山碑和汉石经。建康郑业（字子才），三世擅长篆刻之技，士大夫多愿与他交往。他所刻的字，分合向背，摆布得宜，上下偏傍，审究无误。在用刀上见其艺之工，在用笔上见其识之通，兼有“艺工”与“识通”，即使是治经为文之儒，也未必能达到，因此不能将他们仅仅视为工师。朱盛刻印，转折变化随手操纵。既得李斯篆法，亦悟庖丁刀法，在形制上合辙于汉魏印章的旧式，殊为古雅。禾川张天举本是书生，攻篆刻印章，“位置风格，率不失古意。一时士大夫多爱用之”。他曾为李祁作二印，李氏预测文运将开，印章一艺必见爱于士大夫。明代印学大昌，恰被李祁言中。
元代印工受到文人的Y遇，但他们自知地位不及文人远甚。有一位熊生，自谦作文为道，而刻印为器，吴浚勉励他说，刻印“虽器亦道”。这也代表了其时文人对印章的普遍态度。印工卢奂“镌斯刻籀，用代笔耕”，但是显贵请他前往，富贵唾手可及，他却不为所动，因此时人称之“方寸铁”，既喻其技，亦喻其志。
这一时期的印工主要集中在南方，许有壬为同乡李士诚印章的手卷题句，认为元时印工皆出江南，北工未闻。李士诚刻印之精无愧南工，是因为他的父亲曾学于江右文生，而士诚则传其家法。
当时印工习用的印材以坚致的铜、玉、象牙为主。由元入明的刘嵩，认识一位蜀地印工师季则，师氏曾贻其铜印。由于铜质地硬，元代文人虽好印，而难于自刻，所以文人往往自己篆印，而交印工刊刻。妮古录记载元时有工匠谢杞，能刻印章，钱翼之有两方私印，为吾丘衍所篆，谢杞刊刻。而到了元末明初，王冕等人以花药石刻印，石质印材受到人们的欢迎。明初人记载，金溪知县陈贤佐，每遇美石，常为知己镌刻印章。但终明之世，铜印在士夫间仍大量使用。
在元代，印章适应了文士好古博雅的需求，文士与印工交往频繁，大量印工的实践使得印章技法日益可观，为明代流派篆刻的勃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印工已经有意识地将自己所刻的印蜕，装为卷子，请当时名流为之题识，如谭景星曾为李才甫等印人题图书手卷，这可视为后来文人自刻印谱之嚆矢，亦是篆刻艺术自觉之先兆。
责任编辑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