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代表汉文化风格的汉景帝阳陵，用实物参照历史，感悟“天汉”沉雄之风，从文物陈列馆到陵区，我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文景之治”的因缘，这种帝王个人风格明显的盛世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依赖汉景帝个体生命过程的“身体政治”能不能复制?汉景帝的“静默”风范是怎样炼成的?
前朝殷鉴，本朝教训。秦帝国二世而亡是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统治者的反面教材。汉景帝遵照先祖的既定方针，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避免百姓揭竿而起；减轻刑罚，避免官逼民反；广开言路，防止民怨沸腾。这些政策不是帝王对百姓的恩赐，而是基于刘氏家天下长治久安的理性选择，主观目的不是为百姓谋幸福，而是为皇家求稳定。汉景帝宣称，“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这句话充分说明，汉景帝的“民本”政策是以百姓为生财之本、执政资本，君臣之间是主仆关系，官民之间是主奴关系。汉朝的州级长官叫做“州牧”，地方官叫做“牧民之官”，管理老百姓与牧羊一样。汉初统治者除了提供国防和境内治安两个“公共产品”外，没给纳税人办过什么好事实事，也没有过分坑害纳税人，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治”和为历代所称赞的文景盛世。
文景之治为何在景帝朝人亡政息?为什么汉武帝可以为所欲为，导致西汉由盛而衰呢?这其中固然有帝王个性和执政能力问题，然而，形势比人强，体制造形势，古今莫不如此。从汉高祖至汉景帝四朝的政治形势大同小异，中央有将相分权、外戚专权，地方有诸侯争权，外部有匈奴军事威胁，百姓穷困，国家财源不足，财力分散，中央政府无法积极作为，只好“无为而治”，保持“静默”。西汉前四代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的“一国两制”。高祖时期，西汉实行刘氏中央政府部分集权与有功诸侯王高度自治的体制。皇室与楚王、赵王、淮南王、梁王、燕王、长沙王等异姓王共享天下。这种“业绩股份制”因事权不清、互相猜忌、利益冲突而在维持五年后破裂。刘邦武力剪除七个异姓王后另封九个刘姓王，以防诸吕篡权，这种“DNA股份制”又因为公共权力与私家权利边界不清，刘氏宗族矛盾激发史称“七国之乱”的社会动乱。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别大、交通不便、信息传输困难的周朝，以至于后来的西汉帝国，中央适度集权和地方高度自治体制，是一种现实的治理需要，汉高祖废异姓王再封刘姓王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战国七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自治基础，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速亡的教训对汉初君臣是一种警示。汉高祖试图建立一种统分结合，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新体制，但他不懂分权治理的宪政技术，制度缺陷激化宗族矛盾，最终导致手足相残，生灵涂炭。历代史家把分裂和动乱的责任全部推给兵变失败的诸侯，而没有审视皇权专制的制度性缺陷，没有深究皇帝治理地方中的不当行政行为，没有看到诸侯分封自治对皇权的有效制约，也没有客观评价吴、越、梁等诸侯国实行地方自治的积极性和取得的成效。例如，吴王刘濞治理有方，吴国非常富裕，财力调配矛盾和宗族矛盾，共同引发吴王与汉景帝的军事冲突。汉武帝废黜大小100多个诸侯王，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决策正确时行政效率很高，集中力量办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一有决策失误，损失惊人，后果严重。
人治水准依赖领袖人物的个性、见识、人生观和价值观。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塑造性格。汉景帝的“静默”风格是命运塑造的，也是文化教育养成的。文、景二帝父子成长于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代州，吕氏外戚专权时，他们备受冷遇，猜忌和算计，艰险的处境迫使他们学会了韬光养晦、谦虚谨慎、明哲保身；深知宫廷政治险恶，精通人情世故，谨小慎微的薄太后和窦皇后的影响，使他们形成谨慎、俭约、宽厚、大度、包容、静默、坚韧的个性，个性优势使文帝在刘氏宗亲与吕氏外戚争权夺利尘埃落定后脱颖而出。文帝对景帝的教导和实际政治历练使景帝政治“早熟”，父子皇帝个性相似使文景两朝保持执政风格一贯性、基本政策连续性。汉景帝在政治思想上继承先祖倡导的黄老主流思想，在学业上深受其师傅“黄老学说”影响。秦朝崇尚法家的霸道和权术，实行严刑峻法，暴政导致二世而亡，法家思想在秦朝崩溃时被全盘否定。西汉初期，思想文化和社会舆论的主流是“黄老学说”，汉景帝的核心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
任何人都无法摆脱他生活的时代，政治家更不用说。汉初社会形势、政治环境、制度、文化氛围、个性和教育背景综合作用，炼成了汉景帝的“静默”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