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首民歌：“树上喜鹊喳喳地叫，老汉咧嘴忍不住地笑。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处处地方它都照到。放近耳朵听一听，莫不是毛主席的说话声?同头胸上贴一贴，句句话它暖人心。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首民歌，需要将《纲要》作一扼要介绍。《纲要》全称是：《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它的制定倾注了毛泽东大量心血，从1956年底开始。经过多方调查研究，历时4年，于1960年4月正式向全国颁布。《纲要》是在赶英超美、头脑高度发热的年代孕育而成的，其科学性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它对“大跃进”推波助澜，其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121)。而这首民歌显然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应该属遵命文人(或御用、马屁文人等等)为配合宣传而作。但其构思精巧的是，主人公选择的是一位经过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老农。事实上老农是被作者绑架而来，因为现实中的他，十有八九是已饿得两眼发昏、气息奄奄，甚至早已成了饿殍，哪还会有什么老汉咧嘴忍不住地笑，真是不顾丁点民情和民意。
仔细想想，这种绑架现象，可谓多矣。反映“大跃进”民歌的《红旗歌谣》，就是一个集大成者。“跃进歌儿唱一年，大瓮小瓮不空闲；跃进歌儿唱十年，粮食堆堆超过山。”说的是老汉的喜悦。“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驯服，大山能搬家。天塌社员补，地裂社员纳。”说的是老汉的干劲和威力，等等，不一而足。到了“文革”时期，这种绑架义创造了新的高峰。“两个毒瓜一根藤，两个和尚一本经。两人走的一条路，做的都是复辟梦。”这是批林批孔时，天津小靳庄赛诗时的一首民歌，反映的是老汉痛骂林彪和孔老二。过来人都知道，那个年代，一个被捆在土地上的农民，甚至大字都不识几个，懂得什么林彪，尤其是孔子。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批林批孔，而是如何填饱肚子，怎样养活一家老小。这种绑架，还不仅仅只限于民歌。我手头有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的《评》，里面的文章都是清一色的工人写的：如焦作市矿山机械厂工人评论组、平原光学仪器厂工人评论组、焦作市水泥厂工人评论组等等。普通的工人，他们关心什么《红楼梦》，又哪来的能力去评论《红楼梦》。这样的闹剧，在评法批儒和评《水浒传》的运动中，印象中均隆重上演过。时至今日，还能看到它的余迹。有位当红歌量常唱的“咱遇到了盛世享太平”就是一例。这里的“咱”，显然不是指政要显贵名流，包括歌星自己，而是指那些普罗大众。但是，看看某些官商勾结下的圈地和拆迁，看看那些一次次被埋入地下的一群群煤黑子，看看慕绥新、刘涌之流在自己地盘上的骄奢淫逸、为所欲为，起码在这些地方，盛世之说很难服人，故而咱这个主人公显然也是被绑架而来。
民歌的灵魂在于真实，在于老汉我口说我心。“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忧，是民歌――“吃她娘，穿她娘，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喜，也是民歌。喜怒哀乐，兴、观、群、怨，妙的是全从心境泻出。该哭不敢哭甚至不得不咧嘴笑，该笑不敢笑甚至小得小凄惨地哭，那至少是伪民歌。
至多呢?读者去想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