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鲸论“集团腐败” 赵横山先生大鲸，由进士历官左副都御史。相国永贵，其门下士也，初抚浙，诣辞，问曰：“此去，政当奚先?”曰：“劾贪。”先生笑曰：“贪吏赃人己者，不必劾也。”相国愕然。先生曰：“赃人己而不分润上官，上官早劾之矣，不待君也。今之巧宦，全取诸民，而半致之上，或且全致之，以贡媚而营私，上下固结，牢不町破。譬如获盗，胜箧百万，有所恃焉，则无敢踪迹之：其所禽者，皆窃铁攘鸡辈耳!”(吴庆坻《蕉廊脞录》)
[蠹鱼案]永贵出任浙江巡抚，向恩师赵大鲸辞行，申明他上任之后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反贪。赵大鲸听了，大泼冷水：“我看还是省省吧!”为什么呢?因为贪污不再是个别现象，已经蔓延为集团腐败了。贪官们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层层往上进贡，集体分赃，结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必然官官相卫，互相包庇。想对他们动真格，得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闹不好，反贪没反成，反倒丢了乌纱帽。那些落网的贪官，只不过是小苍蝇，说白了就是后台不够硬，或者官场经验尚浅，不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一大块肥肉，自己独吞，结果被眼红的上司收拾成了“反面典型”，杀鸡给猴看，至于真正的大老虎，谁敢动啊，除非存心找死。――清朝官场的大面积腐败，乃是皇权专制不可避免的体制性问题，制度不变，腐败不已。当然，赵大鲸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对官场集团腐败的剖析，窃以为实属不刊。
官帽大赠送
张昌仪为洛阳令，借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风声鼓动，有一人姓薛，赉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有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如此。(张�《朝野佥载》)
[蠹鱼案]张易之和他的弟弟张昌宗都是武则天的男宠，“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纨锦，盛饰自喜”(《新唐书》卷104)，人称“五郎”、“六郎”。张昌仪也是张易之的兄弟，一说是哥哥(《旧唐书》卷78)，一说是弟弟(《资治通鉴》卷206)，反正是兄弟，沾了裙带的光。所以威风得很。武则天在洛阳建都，“洛阳令”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那就更威风了，可以说是位高权重，炙手可热。因为这么一层关系，张昌仪卖起官来肆无忌惮，而且十分大方。薛先生用50两黄金买官，大概是求官者太多。“卖官局”的工作人员竟然把薛先生的档案弄丢了，赶紧跑去请示张昌仪。张昌仪的记性也不太好，只记得送钱的人姓薛，于是指示说：“行了行了!你翻档案看看，凡是姓薛的，都给他个官儿当当吧!”结果，有60多位薛先生捞到了一官半职。历史上这么富于喜剧味道的官帽大赠送，恐怕并不多见。后来的求官者们。想必艳羡得口水满地流，直恨自己生不逢时。据《旧唐书》记载，张易之的族祖张行成，“纠劾不避权贵”，是个正直的官员，连唐太宗也得让他几分。张氏兄弟这么个玩儿法。设若其祖在天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锁链的实质是皮鞭
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戴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蠹鱼案]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正当中国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所以，他关于中国的论述，遭到了和他差不多同龄的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的驳斥。在《中国的专制主义》书中，魁奈指责孟德斯鸠夸大了“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力”，他还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的国家(原来外国人也有喜欢放“最”字连珠炮的，一笑)。魁奈的话听起来十分顺耳，很容易使人产生为“天朝上国”而自豪的感觉。可惜他说的不是真话。举个例子：《论法的精神》出版那一年(乾隆十三年)，福建瓯宁县发生了一起“劝富济贫”的民变，与事群众千余人。乾隆马上批示道：“既称聚集千人，即诛戮五六十人，亦不为多。”这次民变被镇压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好几起饥民夺粮的群体事件。刑部很快就出台了“聚众抗官定罪例”，明文规定，凡是群众围攻政府官员、聚集人数在50人以上的，“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章开沅《清通鉴》)。不是“诛戮”，就是“斩立决”，何来人道?在专制体制下，法律永远臣服于绝对权力，它表面上似乎是约束统治者的“锁链”，更多时候实际上是抽打群众的“皮鞭”。孟德斯鸠目光如炬。
专制社会中的异类
徐大理有功，每见武后将杀人，必据法廷争。尝与后反复，辞色愈厉，后大怒，令拽出斩之，犹回顾曰：“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至市临刑得免，除名为庶人。如是再三，终不挫折，朝廷倚赖，至今犹怀之。其子预选，有司皆日：“徐公之子，岂可拘以常调者乎?”(刘悚《隋唐嘉话》)
[蠹鱼案]徐有功是武则天时代司法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曾官至司刑寺少卿。他在蒲州时，“为政宽仁，不行杖罚”(《旧唐书》卷85)，不搞刑讯逼供，人称“徐无杖”。他的死对头皇甫文备落在他手上，他依法从轻判决，别人大惑不解，他说：“我执行的是公法，怎能借机发泄私愤呢?”武则天要治某某人的罪，如果于法不合，也常常遭到他的反对。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正是法治的特质之一。有的学者喜欢用类似的事例来说明皇权社会并不专制，因为皇帝也有顾忌。不能随心所欲。持此观点的人，忽略了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均集中于皇帝一身的事实，只看到表面的“权力制衡”现象，没有看到集权专断的本质。徐有功只不过是异类，徇私枉法才是常态。不少大案、要案，“左右及卫仗在廷陛者数百人，皆缩项不敢息”(《新唐书》卷113)，只有徐有功一人“据法廷争”。“朝廷倚赖，至今犹怀之”，这表明，徐有功“缺席”了，法治精神也跟着“缺席”了，变成了“纪念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关部门竟然采取“非法”的方式来选拔、任用徐有功的儿子，以示对徐有功的尊敬。真不知道，这是尊敬，还是亵渎。
人祸甚于天灾
雍正十年秋，大风拔木，沿海居民。漂没无算。荒民之流于昆者，或聚于书院门外，枕藉而死者十八九，臭腐之气，蒸为疾疫。我乡好义之士，稍稍赈施，辄拂长官意。其意以为：即死，亦与官无累；得食，则久羁我土。呜呼，此其为父母斯民者欤?(龚炜《巢林笔谈》)
[蠹鱼案]《巢林笔谈》印行于文网森严之际，所以开篇即写 康熙诞辰，高唱“煌煌哉太平之盛观”的赞歌，但是书中也有一些揭露时弊的文字，使人得以一窥所谓“太平盛世”的真相。据邓拓《中国救荒史》，有清一代，自然灾害高达1121次，其中旱灾201次，水灾192次，地震169次，雹灾131次，风灾97次，蝗灾93次，歉饥90次，疫灾74次，霜雪之灾74次。引文记述的，就是雍正年间发生的一次风灾。天灾造成了大量荒民，哀鸿遍野，流离失所，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地方官员不但不救助灾民，反而对民间自发的赈济活动横加指责。在这些良知泯灭、麻木不仁的“长官”眼里，百姓的生命是不值钱的。人死得再惨、再多，只消一句轻描淡写的“自然灾害”，就可以搪塞过去，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此后，官照当、肉照吃、钱照刮，何必自找麻烦?――死于天灾是悲剧，死于人祸则是悲剧中的悲剧。历史证明，以“为民父母”自居者，如果靠得住，母猪会上树，“父母”一不高兴，就和“子民”脱离关系了。
杨守陈无官架子
杨守陈以洗马乞假觐省，行次一驿，其丞不知其为何官，与公坐而抗礼，卒然问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漫应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无定数也。”俄而报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让上舍处。公曰：“待其至而让未晚电。”比御史至，则公门人也，跽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见，蒲伏阶下，百状乞怜，公卒亦不较。(焦(立�)《玉堂丛语》)
[蠹鱼案]洗马(“洗”读如“冼”)原作“先马”，意即在马前驰驱，是太子的侍从官。太子出行时担任前导，故又称“太子洗马”。《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少傅……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舍人。”焦(立�)《玉堂丛语》：“今制，东宫官名多袭古，如庶子、洗马是也。”据此可知，明朝沿袭古制，仍以洗马为太子属官。人们为了打趣，常将洗马的“洗”字读作“洗刷”的“洗”。比如明景帝时，少司马王伟就曾开过洗马刘定之的玩笑：“吾太仆马多，洗马须一一洗之。”但刘定之也不是吃素的，应声答道：“何止太仆也，诸司马不沽，我固当洗之耳。”这一反击寓意双关，堪称警句。(参见叶盛《水东日记》)焦(立�)所说的驿丞，不知道洗马是高官，以为是马夫，因此弄得灰头土脸。其实这也不怪他，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社会，势利病几乎成了瘟疫，一个不入品的驿丞，叫他如何免疫?倒是杨守陈颇有度量，不摆官架子，不以权势压人，实属难得。《明史》说他上书明孝宗，指陈时弊，有“官鲜廉耻之风，士多浮竞之习”一句，由此亦足以想见其为人矣。
马戛尔尼眼中的中国苦力
盖中国苦工，具有一种元重不举之能力。……务使物力不复能与人力敌，乃且呼且笑，舁物疾行，若自忘其为苦力也者。国家有此种下流社会以为其基础，诚令人艳羡不置也。(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
[蠹鱼案]1792年，英吉利国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由，委派马戛尔尼(Macartney)为全权特使率团访华，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拓展双边贸易，打开中国市场。使团于1793年抵华，并向乾隆献上了丰厚的礼物。遗憾的是，刚刚写完《御制十全记》的乾隆，正沉浸在“十全武功”、“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他视英国特使为藩属贡使，对英方开列的谈判条件不管合理无理，一概回绝，致使马戛尔尼无功而返，也使中国丧失了一次睁眼看世界的良机。此乃后话，按下不表。马戛尔尼在通州看到为使团装卸货物的搬运工，很是惊叹。这种吃苦耐劳、随遇而安的底层人物的生活，在英国大概不容易看到，所以他觉得清政府治下有如此忍辱负重的臣民，实在是国家之福，“令人艳羡”。可惜统治者没有马戛尔尼这么敏锐的洞察力，身在福中不知福，对底层大众的盘剥永无餍足之日，非把他们逼上绝路不肯罢休。中国历史上的民变事件，常常就是统治者逼出来的。1922年底途经上海赴日本讲学的爱因斯坦，同样注意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生活。当时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基于这一认识，他对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深表同情。
革命党的可爱之处
中国公学的教职员和同学之中，有不少的革命党人。……但我在公学三年多，始终没有人强迫我剪辫，也没有人劝我加入同盟会。直到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胡适《四十自述》)
[蠹鱼案]鲁迅与增田涉谈起他在光复会的经历时，说过这么一件事：“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马力《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无论是胡适的追述，还是鲁迅的回忆，都使人备感亲切。他们所说的革命党人，除了思想激进、血性贲张，还有人性的闪光。如果把鲁迅也算作革命党中的一员，那么，他这个“革命党”的平民色彩就更浓了，不但有“大义”，还有一点“私心”。可以视死如归，但并非铁石心肠，了无牵挂。这正是其可爱之处。胡适笔下的革命党人，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并不认为，除了革命之外，其他一切都非正途。革命者有革命者的价值，做学问有做学问的价值，不能一为革命者，就天然地具有一种“优越感”，就永远占据着“制高点”，就可以视一切“非革命者”为落后、为反动、为废物。人的价值取向不是唯一的、绝对的，而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人人都有选择实现人生价值之路的自由，只要不违背良心，不违反道义，不悖逆公理，尽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