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已是个常用词，不知道跟福柯等西方学者的思想被引进有无关系。 “话事权”这个说法多见于粤语圈的报刊。2006年11月9日，由中国政府推荐的来自香港特区的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广州有报纸称她为世卫组织新任的“话事人”。上网一查始知，“话事权”、“话事人”两词已用得不算生僻了。因此，我就拿来话它几句吧。
“话语权”当然很重要。独立的话语权，比如，中国古代的史官如果不怕死，前仆后继地据实以录，“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令国王或皇帝都要让三分。又如，宋明理学造就了一大批重气节的“书呆子”，他们虽然在野，却对朝廷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类似于西方反对党的“东林党人”的话语权就让高官大吏很不舒心，必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自汉武帝以降，在政教合一的中国(这个“教”不是宗教是儒教，是“道统”，所以“皇上”又称“圣上”，其敕令称“圣旨”)，话语权与话事权通常是合二为一的，“历史也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一个封建家长制的家族，“高老太爷”们哼一声，底下的人就都噤若寒蝉了，话语权与话事权还有什么分别?当然，也有等而下之的不要脸的掌权者，叫“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正如“政教合一”是一种前现代的制度，话语权与话事权合一绝对不是先进的政治文明。所谓“官大学问大”，谁官大谁讲话就肯定“重要”，是十分可笑的。300多年前，李贽曾忿忿地说，如果官大就理大，孔子和孟子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
然而，如今有位县委书记却斩钉截铁地教导记者：“你记住一条：谁掌权，谁有理!”(见2006年11月11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对话方山县委书记”《张国彪：我为什么封网吧》)这是一位很坦荡的“父母官”，他这话讲得振振有词。他说“当个县委书记，(关不关网吧)这个事情都管不了，那算什么?”“群众利益无小事”，“领导说大事就是大事，领导说小事就是小事。”在这种权力体制下，记者、时评家还有什么好说的?让我们赶紧转移话题吧。
具体乃至琐碎的“话事”确实很重要，王熙凤就是靠垄断贾府的日常生活开支的话事权才那么威风八面的。看过美国人拍的一部关于斯大林的传记电影。当初列宁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处理日常党务的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即秘书长)人选。托洛茨基几人自恃是踱方步思、考大政方针的重要人物，颇为不屑地让仅有中学学历的斯大林去主管这档子杂事。结果，结果就不用多说了。后来，咱们中国的“造反派”夺权到手后。都很“谦虚”地叫自己“勤务员”呢，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的。你看现在那些大贪官，个个不辞辛劳比诸葛亮管得还宽还细。举凡干部调配、城市规划、工程招标、政府采购等等，他都似瞎子牵叫驴――不放手。
因此，如果真想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改革高度集权和专权的旧体制，实现“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那么，我们就要给民众尽可能多的“话事权”。
在落实村民自治中，很多地方实行“一事一议”，即涉及到村民共同利益的事，如修路架桥、建学校、修自来水塔，由村民们讨论决定。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不够，甚至变形走样为摊派通牒会。这不是“一事一议”本身的错，问题的根子在别处。我有一个天真的想法：如果我们真想反腐败，很多事交给群众去办，以今日技术条件易如反掌，而且成本极低。
比如说，这些天有报道说，中石化正在清理门户，解决高管“兼职成风”的问题。我看很容易摸底清查呀：把中石化系统及相关企业的领导职务人统通搬上网(内部网也行)，谁兼了多少职一搜便得!
还有引得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工程腐败顽症，若将所有工程的立项、招投标、建设、监理、验收、预结算，统统搬上网，招几个电脑输入员用得多少钱?多得是网上追查“虐猫案”、“卖身救母”那样的“好事之徒”做义务监督员，何愁腐败分子钻穴打洞?
只怕掌握话事权的人不让老百姓与闻其事。所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包括政治文明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