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许多朝代的改革者都没有好的结局。而这个规律应该说是从商鞅开始的，在他身上也表现得最为残酷! 堪称我们华夏文明史上第一位大改革家的商鞅老兄原是卫国人，而且身世颇不普通――他爷爷便是卫国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只不过这老兄他的奶奶恐怕属于二奶、三奶之类，从而妨碍他进入公司最高层；同时，卫国公司规模太小，所以，绝对应该是抱负远大的他，恐怕也不屑于这个平台。于是，这老兄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卫国，到了同音不同字更大的一个公司――魏国。而那时他的身份证上也还不叫商鞅，被称为卫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以他老兄的出身，肯定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的，弄个博士文凭应该没问题。于是，即使出外打工，也应该很容易找到个白领职位。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到了魏国，便在魏国的CEO公孙痤手下做事，而且很受器重。老CEO临死前甚至将他推荐给魏国董事长，让他代替自己的职位。只可惜，那位董事长不识人，瞧不起他这个嘴上无毛的后生小子。于是，等秦国那里招聘广告一出，他老兄便立即跳槽前去应聘了。
说到这里，咱们得多写上两笔来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这一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本人则采用唐德刚先生之说，从商鞅变法开始，华夏文明从封建向帝制过渡。但我认为，更确切地说是从封建向中央集权过渡，因为封建和中央集权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而说到帝制，根据《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论述，其对应的概念应该是民主政治、贵族政治等。
那么何谓“封建”呢?唐德刚先生这样讲：“关于封建社会之特征，我们可以说有两点最为重要。其一则为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与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黎民更不得私有。其二则是居统治阶层的贵族实行世袭制，黎民百姓除却裙带关系或结帮造反之外，绝不能进入统治阶层。”(《民国前十年》)但是我觉得对这个时期社会特征的描述应该有一种更形象的方法，那便是如果我们把国家当做一个公司来看待，那么，这个时期华夏族裔的各个国家，都是典型的股份制公司。国君和贵族都在这个公司中拥有股份，国君是当然的董事长。那么这种情况下会有怎样的一种社会政治生态呢?请看公元前605年发生在郑国公司董事会上的一件事：郑国有两位重要的股东，一是子公，一是子家。有一天，两人去参加董事会，会议结束，人们进入招待室等待美味。子家对子公说：“如果董事长真不给你吃美味，看你怎么办?”子公不以为然：“董事长请所有股东，怎能单单丢下我一个人啊?”没想到，待到鼋羹汤端上来，单单就没有子公的。这样一来，子公当然很尴尬。于是子公径直走到灵公座前，将食指伸进灵公的碗里，又出一块鼋肉，放进嘴里吞了下去，然后径自下堂离去。
郑国董事长和股东之间发生的这件事当然有些过分，甚至于后来酿成一场刑事案件，致郑灵公一命呜呼。不过，它的确很能说明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态：国君并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贵族们的势力也很强大。当然，你如果以另一种概念来描述，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上层社会政治相对比较民主――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
接下来我们回到本篇文字的正主商鞅。这时他到了秦国，并取得了急切想增强公司实力的秦国董事长秦孝公的信任。你看他要做什么：第一步，他先在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立法，主要内容包括编定户籍，实行连坐；禁止游说求官和私人请托；奖励军功(凡是没有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无功受禄)，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发展生产；轻罪重刑，树立权威。第二步，在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废除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统一度量衡；迁都咸阳，避开保守势力；统一征收军赋等。咱们要认真看看商鞅的这些变法，要知道，他这一套对以后华夏文明的影响那可是深入骨髓的哩。其内容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加强公司管理的；另一类则是触及公司产权制度的，如第一步中的奖励军功，第二步中的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废除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等。
认真地说，商鞅的这套变法内容中，强化公司管理的那部分，其实对秦以及之后的华夏文明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些内容本身只是制度表层的一些东西。但足，他那触及公司产权制度的部分，对秦以及之后的华夏文明，影响可就太大了。商鞅的这种变法，把秦从一个股份制的公司，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独资公司。从此以后，华夏文明中便不再有合作、协商的概念，在上者独断专行，在下者唯唯诺诺，成为一种永久而强烈的标志。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准因商鞅的这套变法而明显受损。当然毫无疑问是那些老股东们，股份没有了，从此少了一份养家糊口的资本不说，合作者的地位由此也就没有了，协商者的地位当然也不再有!而又有准从商鞅的这套变法中明显获益了呢?毫无疑问首先是公司的董事长。因为他一下子从公司股东之一，变成了股东之唯一。于是，绝对的权威来了，无边的利益来了……此外，受益者似乎还有像商鞅这样的白领以及所有的蓝领。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获得原来一般要由股东们占据的职位，居然从此可以拥有土地……尤其对于商鞅这种做CEO的人来说，似乎获得的利益就更大。似乎董事长之权威越绝对化，他CEC也便可沾光拥有更高的权威――我有时甚至想，这或许也就是商鞅变法的一个动力吧!(步其后尘的晁错之类人物，未尝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不需要我再说什么，历史证明，商鞅老兄的这套东西事实上只有一个人获益：就是公司的董事长!除了那个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真正获益。公元前338年，老董事长秦孝公死，新董事长、秦孝公的儿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这位新任董事长在做少东的时候，很是和商鞅结了些仇。于是，这位新董事长上台不久，就有两位公司高级职员出面指控商鞅居然想自任董事长。那玩意儿你信不信?“诬陷”，这是历史之公论。但是，你信不信不管事，只要董事长信了就行。因为现在的公司董事长已经拥有绝对的权威，整个公司完全取决于他一个人的嘴巴张合和手臂的挥动(所以，有人居然说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了法治，真让我窃笑不已)。所以，你前任CEO怎么样，我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车裂了你!惨啊，那真叫个惨!但是，怨谁呢?要是他商鞅的“法”不给董事长这么绝对的权威，要是公司还有其他的股东来起平衡的作用，要是……说什么都晚了，所以说，他商鞅这是自食苦果，谁也没得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