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王蒙，我们就无法忽略他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于这篇小说以对社会的敏锐洞察，揭示了我国解放初期。党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充满了现实主义内涵。所以，小说一发表，就在全国引起了注意，文学界和非文学界不约而同地对其加以评论。对于余华，他在1986年到1989年，以“井喷”的方式创作了一大批极具冲击力的先锋小说，这里包括《十八岁出门远行》、《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世事如烟》、《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现实一种》、《古典爱情》等，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先锋地位。
应该说，王蒙和余华，在生活环境、人生经历、以及思想抱负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作家，然而他们的作品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的影响都可用“震撼”二字来概括。下面就二者作品重点从语言、叙述个性以及文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三方面作文本比较分析。
一、从语言特点进行比较
语言是文体问题的核心命题。高尔基就曾说过：“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语言是文学的主要工具，它和各种事实、生活现象一起，构成了文学的材料。”所以文本分析首先应针对语言。
如果将文本中语言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我将它分为对话性言语和非对话性言语。这里重点从对话性言语进行比较，很明显，《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无疑用了大量的政治术语，和当时的社会形式和政治文化紧密相连。比如：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富有教训意味地说“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此外，还有“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和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等等，这样的政治术语在文本的对话言语中随处可见，即使不是鲜明的政治术语，而是日常言语，仔细体味一下，也能咀嚼出政治意味和色彩来，例如：她说：“我们谈谈吧，小林，告诉我，你对咱们区委的印象怎么样？”“不知道，我是说，还不明确。”“你对韩常新和刘世吾有点意见吧，是不？”“也许”，这是林震和赵惠文之间的一次很随意的日常聊天，只是赵探询林对区委的印象，以及林询问赵对领导的看法，如果站在今天人的角度，我们对单位和领导发表的看法和意见多数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而在林赵的对话间，我们结合上下文语境分析，不难看出，他们的评价都是站在维护党的利益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工作性对话和日常对话都染上了浓重的时代政治色彩。而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我们从对话性言语中体会到的是与时代氛围、政治环境严重的偏离，甚至一处都没有。
另外，王蒙笔下政治色彩浓厚的对话性言语，能让读者明确分辨出对话双方是处于强势地位还是弱势一方，例如：“您不对！”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地难以忍耐，“您看不见壮丽的事业，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难道您也打瞌睡了？”刘世吾笑了笑，叫韩常新：“来，看看报上登的这个象棋残局，该先挪车呢还是先跳马？”从言语内容上，林震无疑应该是理智气壮的，然而刘以叫韩下棋这样一个轻巧的转移就消解了林的正义性，使本应得到支持的林的言行显得滑稽和笨拙，刘是浅薄的，然而在气势上无疑胜过林。像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分清了强势和弱势，读者就有了一定的情感指向，整篇文章就有了感情基调。而在余华先锋小说的对话性言语中，对话双方是分辨不出强势弱势的，叙述人就是以超然冷静的姿态展示着双方的对话情景，对读者来说，双方是平等的，无所谓同情和憎恨，也没有欣赏和鄙视，就像一个族类看着一个与自己毫无瓜葛的族类的厮打，是死是活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她折断了几根筷子，对两个儿媳妇说：“我夜里常常听到身体里有这种筷子被折断的声音。”两个媳妇没有回答，她们正在做早饭。她继续说：“我知道那是骨头正在一根一根断了。”兄弟俩是这时候起床的，他们从各自的卧室里走出来，都在嘴里嘟哝了一句：“讨厌。”像是在讨厌不停的雨，同时又是母亲雨一样的抱怨。对于媳妇的漠视和儿子的抱怨，我们似乎应该同情和支持母亲的，然而母亲本身的唠叨和神经质似乎又削减了我们的恻隐之心；按说，我们应该憎恶和声讨儿子媳妇的不孝和冷漠，然而我们又觉得双方都是半斤对八两，我们提不起精神去爱哪个和恨哪个。所以，我们对二者的感情只能是欣赏和把玩。
由于王蒙和余华身处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使其在对话性言语上涂上特有的时代和个人色彩，这种特点在非对话性言语中也一样呈现。这里不再做具体分析。
二、从文本的叙述个性上进行比较
（一）从叙述视角上比较分析。
视角问题涉及的是叙述者是通过谁的眼睛来看的问题。托多洛夫指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观察点”根据托多洛夫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叙述人＞人物，即“从后面”观察；一种是叙述人=人物，即“同时”观察；一种是叙述人＜人物，即“从外部”观察。根据热耐特的《叙事话语》一书，这三种叙述视角又被称为“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以及“外聚焦”叙事。在王蒙笔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采用了“零聚焦”叙事，即传统的“全知叙事”，由于这种视角对故事叙述全部了解，因此叙述总是包含叙述者对于故事或人物的评论，至少读者常常可以从叙述中看到叙述者对于故事或人物的判断。所以，我们就会在这种视角的引导下读出叙述者对林震和赵慧文的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赞赏，以及对他们理想受挫的同情，还有对刘世吾和韩常新官僚主义的抨击等。正因为这种鲜明的感情倾向，这部小说一发表，便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这里有像林赵二人的理想主义者们的支持，更有刘韩官僚主义者们的反击和报复，致使王蒙最终错判为“右派”。
外聚焦叙事的特点是：叙述人只讲述人物的活动而不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只见人不见其心。在这种情况下，人物的特点可概括为只看而不想，他就像一个被动的感受机器，只记录外界信息，而不作主动思考、分析、评价。正因为这样，余华在表现暴力、凶杀等极易引起情感反应的流血场面时，才能显得那么冷静和超然，所以有人说余华“这个人心里一定是一堆冰碴”，这就是外视角达到的效果。例如：在《现实一种》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然后她拿起解剖刀，从山岗颈下的胸骨上凹一刀切进去，然后往下切一直切到腹下……那长长的切口像是瓜一样裂了开来，里面的脂肪便炫耀出了金黄的色彩，脂肪里均匀地分布着小红点。接着她拿起像宝剑一样的尸体解剖刀从切口插入皮下，用力上下游离起来。不一会儿山岗胸腹的皮肤已经脱离了身体，像是一块布一样盖在上面……女医生对山岗的皮肤解剖，在余华笔下，就像是进行一场科学性的生物演示，面临血淋淋的现实，只有强烈的视角冲击和冷漠的细部观赏，却没有痛恨和控诉。在《河边的错误》和《古典爱情》、《一九八六年》等，都出现了此类描写，所以，外视角在这里除了制造神秘效果以外，还达到了悬置叙述人与人物的情感态度和道德倾向的目的。
因此，在王蒙和余华的笔下，叙述视角的不同，造就不同的阅读效果。因为王蒙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关注现实关注生活的责任使他把自己和党的事业融合在一起，因太贴近现实招致现实中人的非议。而余华深感生活是不真实的，所以抛开生活现实，直逼非理性的精神真实，因太脱离现实使读者无爱无恨，只有冷漠和客观。
（二）从叙述逻辑上比较。
在这一点上，二者的作品可谓是天壤之别。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那就是运用传统的时间先后、空间转移、事情发展的叙述顺序，使整部小说条理清楚，层次一目了然，我们很容易掌控。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时空颠倒，阴阳交接，叙述循环往复等，他不再轻易屈服于日常伦理对人物命运的安排，也不再拘泥于对故事情节的逻辑建构，不断让人物在各种彼此错位的生存境遇中做出无可奈何的抉择。例如：在《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中，完全突破一切现实秩序、时空顺序，作者天马行空式的自由表达，让读者如入云里雾里。还有《世事如烟》中，接生婆从阳间走向阴间的接生，灰衣女人、司机、7、4、瞎子等人的死亡。以及《古典爱情》、《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某些情节反复叙述，这种种违背生活逻辑的叙述模式使作品被赋予神秘感宿命感，这无异是说：一切都在劫难逃，除了静观一切，我们别无他法。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别？这就在于作家对现实的理解。王蒙以有条理的叙述顺序来还原有秩序的现实生活，来抨击违背现实的人和事，以维护现实中稳定和谐的存在状态。而余华这里，日常生活的逻辑是不存在的，余华小说就是对日常生活逻辑的反抗，他试图通过违背常理的叙述方式来再现非理性的精神真实，以此来凸
现人类存在的荒诞性。
三、从文体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上比较分析
说起《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文体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不能不提二十世纪50年代，14岁不到的王蒙在1948年10月10日就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从那时候起，王蒙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建国后，突然到来的新时代新气象，对于刚刚步入青春期的王蒙而言，就是一次重生。然而，到了50年代，现实变得复杂了，在当时名目繁多的社会运动中，他目睹了许多文学前辈，都不明不白地被限制不准写作了，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惩罚”和“压制”。以他对革命的热情和理解，他根本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所以复杂的现实很快就使王蒙的理想主义和廉价的乐观主义遭遇了尴尬和困惑，《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正是这种尴尬和困惑的产物，表达处于青春期的青年对生活的混沌和困惑的感悟。对于余华的先锋小说，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社会开放的不仅是经济，还有生活精神各个方面，思想的多元化挣脱了过去“小我服从大我”的主流意识形态，人们精神自由了，对以前视为真理的现实有了更多的怀疑和批判，便发现，生活中存在了太多的无常和怪诞。拨开这些冠冕堂皇的伦理秩序，人们徜徉在自我建构的世界，不需要掩饰，不需要伪装，人的欲望本能呈现出某种赤裸裸的本真状态，而这就是余华极力追求的真实，正因为作家对现实的这种认识，先锋小说就由此产生了。它给被伦理秩序羁绊的现代人带来的是更多的自由和解放，对严肃的道德律令价值体系也是严重的消解和解构。
总之，王蒙因为直面现实，而余华却超离现实，所以在语言、叙述个性、文体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上，呈现出极大的反差。然而，在特定文化环境下，他们对文体的运用和创新都实现了很大的突破，也因此奠定了他们在文坛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关胜利.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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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成瑞艳（1980.4―），女，汉族，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08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