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使女作家丁玲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崭露头角。这篇自我表白型的心理小说，大胆地采用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主观直感地呐喊出“五・四”时期新女性的精神苦闷，反映出内心似火的时代知识青年在混沌动荡的时代中无法寻求精神出路的惆怅心情。
一、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评价
《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所得的评价褒贬不一。在上世纪30年代，茅盾曾高度评价：“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这篇使丁玲名噪一时的日记体作品，当时的文坛是曾给予了较高评价。但在“文革”期间，这篇丁玲的成名作也恰恰成为了她受到冲击的缘由。“莎菲是一个有着女性的‘病态心理’的厌世主义者，她‘既苦闷又残忍，既无耻又虚伪’，她的‘恶劣的性格’在今天只能赢得人民的唾弃。”
这主要是由于莎菲女士这一特立独行的人物形象所带来的影响。“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绝叫者”这一称呼准确地点出了莎菲女士这一文学形象在现代文坛上的特殊地位。她的这一叫，叫出了一代青年的时代苦闷，叫出了“五・四”新女性热烈而矛盾的挣扎。
日记体的第一人称叙述法巧妙而有力地帮助莎菲女士成为了时代欲求的“绝叫者”。
日记体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法明显受到西方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的影响。《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翻译曾在上世纪文坛风靡一时就有力的说明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第一人称叙述方法受到了西方模式的启发。这种从“我”的口中讲故事的模式很快成为“五・四”文坛上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是由于,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中,讲故事的人受到了高度的限制，“他从故事以外的有利地形上来叙述和评价他的故事，依靠为人们所接受的对于人生经历的种种假设来打动读者。”总而言之，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者远离于故事本身，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的进行陈述，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叙述者参与到故事当中，对于表面事件进行带个性和带疑问的反映，所以“我”被戏剧化了。
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代意义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种心灵敞开的自我表白，非常贴切地表现了“五・四”时代的心灵解放的时代欲求，文体表现功能获得了时代意义。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作者似乎主观情感丰富而庞杂，统于笔下那并不通畅的文字就是最好的说明。“五・四”时的丁玲只有十四、五岁，“五・四”的新思想新文化是在潜移默化中对丁玲进行着文学培育，而她的文学真正开花结果是在大革命低潮的混沌时期。由此看来，丁玲的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远离政治的，她并不是一个英勇的“革命派”。却“替在混沌的时代、闭塞的时代中寻求出路的青年们，彷徨惆怅的青年们代言，反映他们那种虚无、渺茫的心情。”
换句话说，早期的丁玲与政治风云隔着相当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成长中的时代青年，丁玲更乐于将一个时代的病痛毫不留情地公之于众。“五・四”叫醒了一代青年，却没能告诉他们下一站的去向。“五・四”后的青年当中涌现出一批出走的“娜拉”。丁玲任凭她细腻的女性视角，用她手中的“逃亡之笔”，身临其境地收集到“五・四”青年无以排解的时代欲求，并借莎菲女士之口叫出了一代青年的时代苦闷。此时的作家丁玲和主人公莎菲以及千千万万心灵解放、内心矛盾的“五・四”青年异口同声，共同呐喊出内心不知走向何处的空虚和郁闷。
日记体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直接为作为时代青年代言人的莎菲提供便利。作者本人借由日记体的特殊方式，能够轻松“附体”到莎菲女士身上，轻松表达作家本人的思想看法。
三、结语
同时，大胆的心灵倾述方式，是叛逆女性形象自我层次的有效视角，便于人物的复杂矛盾心理的展示。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说过，“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比别人更了解妇女的缺点。”从中不难看出，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丁玲，是要为千千万万的莎菲女士振臂一呼。莎菲女士这样的知识女性具有近代教养，在自我意识中觉醒，与敏锐的感受性，却无法找出人生的明确方向，因而终日郁闷烦恼。利用日记体体式，借着莎菲之口，丁玲呐喊出自我的女性“话语”，闪耀着一片女性自我的个性光芒。
丁玲曾说她渴望着像鹰一样飞翔。对时代青年和女性个体的关照，投射到《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作品中。丁玲用莎菲的日记，替一个时代的苦闷和欲求立言，而日记体以主人公亲历性感受的记录来书写，大大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增强了主体经验的表现功能。
参考文献:
[1]张天翼.关于莎菲女士[N].人民日报,1957.
[2]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3]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4](美)梅仪慈.丁玲研究丛书[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5]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作者简介: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