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如今功利主义在文学这个圈子里是怎样的盛行、不可一世，想想近三十年前同样在这个圈子里发生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功利主义的先锋文学运动，一种令人惊叹的历史联系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由反功利主义返抵功利主义，文学竟然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历史循环。当年那些逆天的文学青年，曾经以那么狂放的姿态戏弄一直被视为经邦济国大业的文学，把文学由圣境拉向俗世，降格成为任人随意把玩的“语言游戏”。然而，时过境迁，伴随环境变化和年岁增长而来的，是激情的逐渐退去，那些叛逆者相继改换了面容，那场以“纯文学”为追逐目标的先锋文学运动随之偃旗息鼓。
我记得很清楚，正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先锋文学落入低谷的时候，一位来自山西的插班生，却成天泡在先锋文学里不肯出来。他叫聂尔。聂尔那时读书写作都离不开先锋文学。他的学士学位论文做的是作品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的孙甘露。他试图进入孙甘露的作品。具体的情况已经记不起来了，印象中，他的办法大概是运用从西方舶来的一些流行的术语，如“能指”、“所指”、“能指游戏”、“能指滑动”之类，在能指与所指的裂隙中寻找作品可能暗示的意图。既然是裂隙，既然能指配不上所指，而且能指歧出于所指不止一二，那么作品的指意多端而难明其所以，便是必然的结局。
现在回想起来，在1980年代后半期，奇怪的不是出现而是不出现这样的结局。此前的文学，揭露伤痕，反思历史，鼓吹改革，文化寻根，指意都是非常明确清晰的。可见在此前作家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意义聚集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他们的根据地。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文明与野蛮，等等，是他们看取世界、建构文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他们相信，通过他们的写作，可以帮助中国走出历史的误区，踏上光明的前程。这是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写作。这种功利主义是单一的政治功利主义。而先锋文学自落世那一天起，所反抗和反拨的就是这个政治功利主义。说搞文学如同修鞋砌墙，说“玩文学”，说“诗到语言为止”，说“回归文学本体”，说世界是不确定的，用确定的世界的不确定性的信念表现捉摸不透、游移不定的世界，把文学做成“语言游戏”的拼盘，做成博尔赫斯那样的“叙述迷宫”，做成消解意义的探案集，这一切说明，在那些无所顾忌的文学青年的心目中，已经不存在前辈作家所据守的那种中心。
自此以后，一个至今仍然经常被人误释、轻待乃至嘲弄的概念——“解构”——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追逐西方思想新潮的新锐文本之中。解构即解拆结构。解拆什么结构？二元对立结构，如理性与感性、语言与言语之类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原创者德里达那里，解构涉及“区别”、“延异”和“播撒”三义。无区别，无对待，则谈不上结构不结构。形成结构的二元要素，在逻辑和意义上是有区别的，并不对等。因为不对等，所以又叫等级结构。因为存在等级，所以需要解拆等级结构。解拆的策略是摧毁二元之间的逻辑关系，促使其意义延宕和转化（异化），直至消散。
解构就是去中心。也许那些年轻的叛逆者并不一定明白解构的真实含义，但是，他们不相信中心，凭着直觉随心所欲地耍弄去中心的把戏，却是确凿不移的。苏童在小说《妻妾成群》中戏耍的是阶级压迫的主题。在我们熟悉的前定的阶级结构中，妾属于被剥削阶级，是剥削阶级的对立面。按先前写作的惯例，妾一般被处理成穷人家的孩子，因漂亮而被富人强纳为妾，成妾后受尽凌辱。而苏童却反其道而行之，恶作剧似的解拆了这个阶级结构：妾成了大学生，主动挤进富家门，进门后与富家的女人们勾心斗角、争风吃醋。他的另一个小说《红粉》，假如拿来与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对读，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作者反搓绳子的游戏心态。同样的妓女改造的故事，却被注入完全相反的旨趣。你写建国初期妓女经改造成为新人，从了良还收获了美满的爱情；我偏偏要写妓女在建国初期未经改造反而从了良，经改造的倒是脱不掉积习，最终与人“私奔”。
反着来，翻转原有母题，苏童这样干并不是孤例。余华这样干过，不少比他们更年轻的作家也这样干过。余华的小说《古典爱情》，戏拟的是才子佳人的故事，破坏的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俗套。写柳生进京赶考，良辰美景，巧遇佳人，相约佳期，这是顺着原来的路子（如《牡丹亭》）走。接下来是逆行，对着干：柳生落榜归来，相约的地方已是繁华落尽，人肉相残，一派凋敝荒凉的景象，为了解除沦为人肉的小姐的痛苦，落魄的书生亲手刀刃葬送了美丽的小姐……十年后，已经彻底断绝了功名念头的柳生再度来到小姐的坟头，小姐却无由像杜丽娘那样因爱而起死回生。余华的另一个小说《鲜血梅花》，仿写武侠复仇的故事，却把替父复仇的侠士写得柔如翠柳，让他遍地寻找复仇对象而不得，只好不了了之。相对来说，那些更年轻的作家要更少些精神负担，“恶搞”的本领自然也不在苏、余二人之下。把郁郁寡欢的林黛玉弄成阳光世故的薛宝钗，把徐志摩的痴情难却弄成浪荡公子的逢场作戏，把妖冶的荡妇弄成窈窕的淑女，把豪放的英雄弄成猥琐的小人……是他们惯用的伎俩。总之，是反着来，怎么反得痛快怎么来。
不相信中心，没有了价值的依托，无复依傍又不得不依傍什么，于是便拿语言开涮。当革命、进步、文明和爱情之类的字眼在那些年轻的叛逆者的心中失去原有意义和重量，他们所愿做、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顾一切地祛除从前的文学作品赋予这些字眼的非凡魅力。也许他们也并不一定明白什么叫去中心，何以要去中心。但是，1980年代后半期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动，由这种变动引起的价值中心的离散——当时叫“文化失范”，由价值中心的离散造成的年轻人无所皈依的精神漂泊感，致使他们在“告诉你，我不相信”的念头中上了反着来、对着干的“黑道”，却应该也是确凿无疑的。
我同样清楚地记得，在聂尔完成那篇学士学位论文的数年后，也就是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一位带点假小子劲头的专（科）升本（科）的学生交给我一篇论述“下半身”诗歌的学士学位论文。她发现我有些犹疑，知道我尚不知下半身诗歌为何物，赶紧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杂志，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这是他们的诗刊——《下半身》，邮购来的，互联网上有个叫做“诗江湖”的网站，上面有好多下半身的诗歌，很热闹。翻了翻《下半身》，看了一下她的论文，我问她：你家里知道你写这种文章吗？她说不知道，她不会让家里知道。后来认真读了一些下半身的诗歌，和沈浩波那篇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终于明白下半身诗人们在干什么了。原来他们是在先锋文学止步的地方起步，继续先锋下去，发愿要“先锋至死”。在他们那里，上半身管精神，出文明，出理性，出道德，出意义；下半身有裆，有腿，有足，管生殖，管行走，是原生的，不可或缺的。上下两截，正相反对，他们要的是不可再生的真切的下半身，而要摈弃的是再生的虚幻的上半身。他们写诗，少来比喻，不搞象征，反对意象，无论写什么东西，都要落脚到赤裸裸的原欲上去。譬如写春天，写出来的是狗在艳阳下性交，是“狗日的春天”，古今中外诗歌赋予春天的所有美好的意蕴，都被剔除干净。再后来，我想到了升华与还原这两个词，以为他们的做法不难理解，其实就是取消文学的精神升华权，让文学还原到生理层次上去。
这是最为彻底的反叛。如果说那些玩文学的年轻人还有特定的叛逆对象，还不能不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到了下半身，到了更年轻无畏的一代，他们已经触到了叛逆的底线。触底反弹。变脸的变脸，转身的转身，下半身被唯物质主义的社会融解了，“先锋至死”成了一则不折不扣的神话。沈浩波不就变身成了一介书商！反弹的最大结果是功利主义在文学这个圈子里盛行。这当然不是回到原点。如今的功利主义不是单一的，有政治的，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功利主义，即便是政治的功利主义，也难免会有不同的取向。
历史总是这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打转。然而，在近三十年前那场与价值中心离散相呼应的先锋文学运动过去之后，在十多年前那场反功利反到返向肉身的下半身诗歌运动之后，在唯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是不是重构了一个值得信赖、可作依托的价值中心？这是一个问题。先锋之死不可避免，先锋精神却可能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