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我当了一回“刁民”。自我感觉良好，有一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惬意。那是因为邮箱的事情。南京市鼓楼邮政支局地处市中心，其营业大厅一隅放置数十个铁皮柜子，每个柜子上开20个方洞，总共400多个——这便是对外出租的邮箱，就那么0.1立方米的空间，年租金360元，够狠的了。但安全方便，啥时候取邮件都成，而且随时可以在营业大厅里把取汇款、回复信函等事项一起办妥。就冲着这一点，愿打愿挨，邮箱供不应求。我在这里租用了10多年。
不想，投递组突然给邮箱里放了份“公告”，说邮箱将全部南迁至两站路远的韩家巷内，用户要到那里取邮件。原因是邮件分发投递业务是在那里处理的，邮箱搬过去以后，他们就不用再把信箱用户的邮件往邮政大厅这边送了。他们的确省掉了麻烦，但用户可就要遭罪了，要先跑到新址开箱取邮件，然后再返回邮政大厅办理取汇款和邮寄事宜。其实，他们每天只需一个人花半小时，把邮件统一送过来分发到各个信箱里就行了——为了省掉一个人半小时的麻烦，却要让几百人往返折腾，这岂不是存心拿用户开涮？我向他们的相关人员诉说苦衷，恳请收回成命，他们一口回绝：这是业务工作需要。
他们不就是仰仗国有垄断行业嘴大腰粗吗？我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越觉得岂有此理，咱们凭啥受“不是理”的拿捏？于是我决意当“刁民”，跟他们上司理论理论。
市邮政局的电话无从查找，两天打了20多个电话均无结果。我这火气更大了。于是我头顶骄阳，冒着近40℃的高温，蹬20多里自行车，来到落成不久的邮电大楼。进了大门，我不理会保安和值班小姐的质问“干什么的”？揿开电梯，上到5楼，用力拍敲上了锁的电动玻璃门：“有人吗？”过了约3分钟，一个小姐在门里问：“干什么的？”“找领导反映问题。”那小姐把我带进了会议室，电话请来一位美女主任接待我，我迫不及待滔滔不绝地陈述邮箱不能迁移的理由——
邮政公司属于公共服务性的国有企业，为民便民是宗旨，你们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和业务调整应当和必须有利于强化这个“宗旨”，否则，还有什么公共服务意识可谈呢？你们搬迁邮箱，完全只从自身利益考虑，一点不顾及数百个邮箱用户的感受。这个理我争定了，南京、江苏讨不了公道，我就向国家总局告状。
对于我的“刁言刁论”，美女主任表态：“请先生容我们内部协调一下，明天给你答复。”次日下午三时许，美女主任来电：“尊重用户意见，邮箱原地不动。”
还是当刁民好哇！我为自己当“刁民”维权的成功，欣慰和自豪不已。如果逆来顺受，甘当稀泥软蛋，那邮箱岂不就被移定了？到那时，你生闷气骂娘，诅咒垄断国企欺人太甚，又有什么用呢？毕竟你们自己屈服了，活该！
现在的词典中，“刁民”的释义为“刁滑的人，旧时官吏多用作对不听管束的百姓的蔑称”。明显看出，这是从帝王时代沿袭下来的贬诬损毁百姓的偏恶之说。数千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和评判定式，那就是，老百姓只有“老实听话”“绝对服从”做唯唯诺诺“顺民”的专利和义务；反之，则是“刁民”。时至今日，在一些权贵者的脑海里，这样的皇权逻辑依然经常作祟“主政”。其实，在民主法治社会中，民众对于社会管理有法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如果老百姓都做任由摆布的“顺民”，哪还有什么这权利那权利可谈？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浙江调研时指出：“群众的意见就是我们的镜子，百姓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对照群众的意见找差距，对着群众的要求去整改，不辜负百姓的期望。”（7月14日新华网）如果群众都当“顺民”，那他们也就不会和不敢提什么意见和期望了，无奈任凭官员随心所欲了。
前些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官不能“惯”》，阐述“民逼官廉，民逼官清；民‘惯’官腐，民‘惯’官恶”，“哪里的刁民多，哪里的干部就相对的清正廉洁”的道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在受到权力者侵犯的时候，绝不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而应该主动依法维权，找回公道。要相信“有理讲遍天下”，天下之大，总有讲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