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中的一位农民之死】统购统销

  陇海铁路横穿皖北萧县境内,路边有个小小的村子叫杜庄,我的母亲就出生在杜庄一个刘姓农家。当我出生时,外公、外婆都已去世了。我有5个舅舅,其中的三舅虽然与他的兄弟一样都是出生于斯,劳作于斯,不同的是:三舅不是自然地老死于斯,而是含冤自杀于斯,屈指已有50多年了。
  三舅的一生正像他的名字“刘克勤”一样,是一个克勤克俭、安分守己、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一生只知道与坷垃打交道,侍弄庄稼,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生活的重担使他那高高的个子有些微驼,花白的头发是他饱尝艰难困苦、历经风雨霜雪的见证,满脸的皱纹则蕴涵着他一生的劳作、艰辛和沧桑。
  作为一个农民,三舅土地不多,所以,他安全地度过了“暴风骤雨”式的土改运动;他没有什么文化,只知道种地,从不接触政治,所以,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也与他没有关系。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老实厚道、从不伤害任何人的农民,却在统购统销运动中被逼得走投无路,自杀身亡!
  统购统销那年特别冷。在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我家门连门的邻居祖松银从杨楼车站回来,对母亲说:三舅出事了。母亲大惊,连忙问出了什么事?祖说,我从杜庄前边经过时,听到叫魂的声音,喊叫的是三舅的名字(当地习俗,凡是发现有人上吊,亲邻们都要在第一时间爬到屋顶,一边用笤帚疙瘩敲击簸箕,一边高喊死者的名字,叫他“回来”)。母亲听了这个噩耗顿如五雷轰顶,但她仍半信半疑,希望这不是真的。她当即一手拉着我的四姐,一手拉着我,�着没膝深的大雪,高一脚低一脚地赶到杜庄。
  走进村子,老远就看到三舅家门口一个白幡在寒风中抖动,母亲知道三舅之死已是事实,情不自禁,放声大哭,踉踉跄跄地扑倒在停放三舅遗体的灵床边。
  听三舅母和表哥、表姐哭诉:统购统销开始后,三舅响应号召,积极把家里的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就是过不了关。干部一天数催,三舅只好把来年的口粮、种粮都卖了出去。干部们仍嫌不够,不仅一天数催,还出言不逊,骂人;进而动手动脚,打人;不仅开会批斗,还抖着手里的麻绳对三舅说:“完不成任务就把你吊起来!”三舅赶紧四处求亲拜友借粮,然而,到处都是如此,一粒粮食也没借到,空手而回。当天傍晚,干部把三舅叫去讯问,听说仍是没有粮食,一番打骂之后下了最后通牒:“明天再完不成任务,就用箔子(当地人用高粱的秸秆织成的一种晾晒东西的器物,平时卷起来,备用)把你卷起来,扔到雪窟里冻!”
  身心俱伤的三舅终于被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先到堂屋看了看三舅母。鉴于二表嫂与三舅母婆媳关系有些不睦,三舅又与身有残疾的二表哥说几句“家里要和睦”之类的话,就独自抱一堆柴草到锅屋烤起火来――他的心冷透了,企图用火烤一烤。然而,烈火固然能够一时驱散冬夜的寒气,但是却无法温暖他那颗因巨石重压和侮辱打骂而滴血的心。外面传来一遍又一遍的鸡啼,犹如催命鬼一样。他想到,天亮了仍是没有粮食,注定完不成任务,将被人家“用一个箔子卷起来,扔到雪窟里冻”,想到这样的惨景,他不寒而栗。一大把年纪的人了,还受这个洋罪和屈辱干什么?一了百了吧!他终于狠下心来,把一根绳子搭到屋梁上,自缢而去……
  天亮后,三舅母到锅屋见我三舅身悬梁下,遂哭着大呼救人,无奈为时已晚。不管亲邻们轮番爬到屋顶上怎么声嘶力竭地高声喊叫他回来,然而,决意要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三舅去意甚坚,到底没有回来。
  我当时仅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对此中的是非曲直自然是难以尽知的,但从人们痛切的议论、无奈的叹息、激愤的面容和沙哑的哭声中,我幼小的心灵已感到三舅是被人活活逼死的。随着年龄的渐长和阅历的丰富,我又有意识地查阅了有关的文件和史料,才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有所了解。
  据亲历统购统销运动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披露,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审改了陈云起草的《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当晚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陈云说:“粮食问题涉及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和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上述四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关系,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问题就好处理了。”对实行这种政策存在的问题,陈云说:“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方暴动,都可能发生。”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再次提出:“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毛泽东在发言提纲的手稿上还写了“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以分析和批判”。后来,“正如陈云同志所预计的,统购中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紧张的,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见该书第259―271页)
  一直使我深感困惑的是,既然中央明知此举有可能发生“逼死人,打扁担”等人命关天的严重问题,为什么又不作出相应的诸如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决不购过头粮、严禁强迫命令、乱批乱斗等违法乱纪行为,违者严惩不贷之类防范性的政策规定呢?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地方基层干部谁敢明知故犯呢?许多“强迫命令、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就会避免,可惜没有这样的防范措施。细品“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问题就好处理了”和“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以分析和批判”等语,其含义和导向是:“把粮食搞到手”是第一位的工作,其他均可不计;至于对那些维护农民利益的所谓“错误思想”,则要进行“批判”,这样谁还敢为农民的权益说话呢?
  像这样的悲剧当然不只刘克勤一人。据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披露,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1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09人。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50%以上。嘉兴专区3个乡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农18人,雇、贫中农193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文中还说“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15人自杀事件”,这显然是不完全统计。其中只举望江县胡效祝与妻同时自杀一例,不知其余13人中是否包括三舅刘克勤在内。
  除中央政策因素外,当时干部作风的野蛮粗暴则是逼死人命的另一重要原因。当时,干部只要稍微有一点儿实事求是之心、公平正义之心和善待百姓之心,都不会发生这类悲剧。因为,刘克勤有几亩地,种几亩庄稼,年景丰歉如何,一年能收多少粮食,这是众目睽睽、人所共知、可以计算出来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耐心计算,完全可以用最简单、最直观、最原始的办法――到刘克勤家看一眼,有没有粮食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我三舅家既没有楼阁,也没有地下室,一圈土院墙,几间草房子,推开门一览无余,哪里也藏不下几千斤粮食。三舅再三要求他们到家里检查,只要有粮食就全都拉走,一粒不留,全家出去要饭都可以。但是他们就是不管这些,只硬逼三舅完成根本无法完成的高指标任务。蛮不讲理,终于把他逼上绝路。
  中国的“左”祸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由于没有及时、彻底地予以纠正、追究和清算,终于酿成“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
  5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时,我的心中常会产生一种似乎荒唐的感慨,觉得三舅生不逢时,如果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该有多好!现在强调尊重人权,倡导以人为本,强调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他们的自主权利有了较好的保护,三舅的冤死在今天就根本不会发生。
  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和政党,都必须敢于正视、善于总结自己的历史和错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以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今天,我含泪写出这篇文章,权作一个特殊的花环,遥寄到三舅的坟前。三舅,您一生安分守己,在这片土地上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地劳作了一辈子,够累的了。安息吧,三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