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我这个设问，恐怕所有的人都会说，该打。 说这个答案的，都是依据明朝《礼部志稿》里的那个典故。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陈时务书，长达15000字，共说5件事，朱元璋让中书侍郎读给他听，读到6300多字，尚未进入正题，朱元璋大怒，令人将茹太素打了顿，随即下令：“虚词失实，巧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朝廷者，罪之。”事后，朱元璋说，茹太素所要反映的事有500字就够了，何须堆砌那么多文词，使人听后如堕云雾，难明其意。
这难道还不该打么？简单明了地将5件要说的事汇报一下，不就完了，绕那么大圈干什么呢？不讲效率不说，还让人一时难明其意。大凡知道这个典故，茹太素留在我们头脑中的印象，就是迂腐之人。几与“博士买驴”中那位博士很相似。
但根据《明史》中“茹太素传”的记载，茹太素绝非如此迂腐之人。一开始就这样说：“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一上任就上书朱皇帝，要求充实御史台力量，以便更好地加强对百官的察核与磨勘。“帝皆从之”。“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这样一个以文章获得朱皇帝欣赏之人，从续对来讲，一个文心敏捷之人，从奏章来讲，一个忠于职守之人，怎么会写出这样一篇让后世永远笑谈的臭文呢？
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宽广些，看看大环境，朱皇帝那时是怎么对待大臣包括这些文人的。明朝建立后，有一天，一些同他一同起家的将军说到文人，对朱皇帝说了这么一件事：陛下，您千万不要过分信任这些文人。您别看他们平时都非常循规蹈矩，他们可会讽刺人啦。何以见得？朱皇帝不解。陛下，你可记得张士诚么？他这个名字就是文人给他起的。不是很好听么？张士诚可被他信任的文人给愚弄了，《孟子》中说：士，诚小人也。这句话连起来是什么，士诚小人。这是在欺张读书不多，绕着弯儿骂他呢？
朱皇帝警惕了，自己不也读书不多，这些读书人会不会也像对待张士诚那样时不时讽刺自己一把呢？他开始对大臣，尤其是文人们的言谈和奏章特别留心，如果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一个字：杀！他当过和尚，对“光”、“秃”、“僧”，甚至相同相近的音非常敏感，可是文人或大臣们一开始并不知道朱皇帝有此“忌讳”，文章或奏章中带上这些音可就大祸临头了，哪怕是吉祥称颂的话也不行。杭州府学徐一夔替杭州知府写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这世作则”的吹捧。完了，有“光”，“生”僧也，“则”贼也，脑袋搬了家；一个叫许元的人在《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的祝愿，毁了，“法坤”不就是发髡，剃光头么，“藻饰”不就是早失么，咔嚓掉了头。张学正的贺表中引用了孔夫子的话：天下有道。朱皇帝看后，又谐上音了，要杀张学正。幸亏张学正赶紧抬出孔夫子，才救了自己一条小命。
再看看上面引的那个宴请茹太素的故事，一边宴请，一边还在想着杀你；再想想那个关于给他画像的传说，画丑了不行，画好了也不行，多么喜怒无常、残忍无情。你说，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茹太素要想不自致文字狱，带有反映问题性质的奏谏能不写得小心翼翼、绕来绕去，以求安全么？就像我们现在有些讲话、有些文章，明知那是空话、套话，但还要说，因为要保持口径一致啊！不那样说，你是标新立异，还是另有企图。茹太素挨一顿打算是轻的，两权相较，取其轻，这是茹太素的自觉选择。
而《明史》记载的同一件事，却是不同“版本”。读后，你觉得茹不仅不应该挨打，反而应该给予敬佩赞扬。“明年（指洪武八年，时间与上面有些出入）坐累降刑部主事，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颁示中外。”读了这个“版本”，你有什么感想呢？有胆略，虽刚刚连坐降职，但仍然上书直言。有骨气，所言之事中恰恰就有对朱皇帝滥杀的指责和被滥杀者的冤屈的申诉，他所挨杖罚恰恰是因此，不是前面的绕来绕去。这也恰恰体现出绕来绕去的价值，如果他不站在治世的高度，不使用绕来绕去的方式，直截了当地痛陈，恐怕结局就不是这般了，而是不等再听下去，朱皇帝也会直截了当迅速让茹太素脑袋利索地掉去。这种绕来绕去，不仅是茹太素的自觉选择，还是他思虑后清醒地采用的婉刺与讽谏。这其中透着茹太素的苦心与聪明。
虽然挨了打，但他苦心设计的奏章终于达到了目的。朱皇帝不仅将他提出的问题批示有关部门执行解决，而且据此制定了规范的奏对文本。从文体的角度，此举促进了应用文的改进与规范化；对大臣们来说，在那样一种语言环境中，也是一种拯救。以后，你只要按照这种格式去填空就行了，不必还要去加什么政治或歌颂的大帽子，一不留神儿，还要出脑袋差错。茹太素用自己的一“打”，甚至冒着被后世人永远嘲笑的屈辱，换来了许多人的生命安全，值矣！
茹太素最后在御史的位子上，因为奏错了人，被抓，先是“与同官十二人俱镣足治事”，接着“竟坐法死”，真的应了朱皇帝那句“白刃不相饶”。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