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印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领域，但随着两国经贸交流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各种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贸易非均衡问题和政治因素对经贸关系的干扰等。克服目前的障碍需要双方既有处理眼前问题的合适措施，也需要建立具有战略前瞻性的长远看法。
【关键词】中印经贸关系 贸易非均衡 政治干扰
中印经贸合作是中印双边关系中最具积极意义的领域。单从两国贸易量看，2011年，两国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739亿美元，距温家宝总理2010年12月访问印度时两国领导人定下的1000亿美元目标已经不远，而考虑到当时两国领导人为此目标定下的时间节点是2015年，或许可以预先判定，这一目标很可能提前实现。这反映了两国经贸合作积极发展的现状。这对中印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对此问题的答案因分析者的角度和立场不同，可能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但无论结论是什么，一般都不会否定两国经贸合作本身。这个事实说明这两个“金砖国家”在经贸关系上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尽管这个结论也会受到质疑。事实上，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愈趋紧密，各种问题也在不断产生。本文拟从两国经贸关系的现状出发，讨论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思路。
一、两国经贸关系非均衡问题
中印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是新兴大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加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和两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同步的，这可以解释为何两国贸易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以每年高于30%以上的增长速度发展。如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为51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315亿美元，同比增长31.2%，从印度进口202.8亿美元，同比增长38.6%。这种增长幅度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的中印贸易发展中差不多成为常态，最终促使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印度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也是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大部分经贸分析者都倾向于同意中印贸易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与两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是一致的，反映了新兴大国之间的依存度在逐渐上升。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尽管仍处“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但随着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之间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上述状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即“边缘”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也许最终会导致产生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然而在这个乐观看法的另一面，却是随着经贸关系加速发展而来的一些新的问题。
新兴大国相互依存度上升虽然可以被解读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但这并没有解决谁依存谁更大的问题，或者说像中印这样的新兴大国相互之间的依存度如果大幅度上升且又不是呈现均衡状态，则前景究竟如何也许就值得一议。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理论上讲，均衡当然是最好的发展，因为均衡会产生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结果，但均衡却是很难实现的目标，绝对均衡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前景。因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各异，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不一，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是大不相同，即便同为新兴大国或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差异也并不比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小，这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具体到国与国的经贸关系，由于这种差异的客观存在，就必然出现经贸关系的不均衡状态。因此如何评估这类不均衡状态就成为中印经贸关系的一个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印贸易的加速发展，印度的贸易逆差问题逐渐突出。
印度对中国贸易的逆差大致是从2006年才形成的。此前由于双方贸易量较小，而中国又从印度大量进口铁矿石等原料，因此印度享有顺差。这种状况至2005年结束，主要原因是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来源和进口的数量都发生了变化，而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需求大幅上升。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6年中印贸易首次出现印度逆差超过40亿美元，2007年跃升至152.8亿美元，2008年为208.9亿美元，2009年稍有减少，为189.3亿美元，2010年再攀升至207.5亿美元，2011年估计将超过230亿～240亿美元，事实上中国已连续数年成为印度对外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而且呈逐年快速上升的趋势。这使印度分析人士对两国经贸关系前景产生忧虑。
忧虑之一是印度多年来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见质的改善，铁矿石等原料仍为印度对华出口的最大宗商品，因此印度有沦为对中国的原料供应国的忧虑。忧虑之二是两国虽同为新兴大国，但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在拉大，从贸易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印度对中国有竞争力的制成品的需求非常巨大，这是否会导致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度加大，甚至超出印度能够承受的程度？忧虑之三是印度为贫油国，因此对能源的进口依赖度非常大，也是其经常项目始终为逆差的重要原因，但在今日的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的贸易因印度对制成品的需求而使中国跃升至印度外贸逆差的头号来源，已经远超印度主要的能源进口国沙特阿拉伯。这是印度分析人士之前未预料到的，因此对今后的趋势感到忧虑，认为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印度的市场潜力巨大，使中国的制成品更加长驱直入，则印度觉得这可能使两国贸易的现有模式不可持续。忧虑之四是印度政府已经意识到制造业是使印度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印度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及解决就业问题的要害，印度总理辛格在其两届总理任期中也一再声称政府高度重视制造业，将此作为发展的引擎，并希望通过与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合作，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简言之，某种程度上就是复制中国的模式提升制造业，但面对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强大竞争力，在两国贸易中已经体现出来的非均衡竞争力，印度当然非常担忧其设定的目标究竟有何实现的前景。
上述忧虑虽然还没有化为针对中国的贸易障碍，但从印度政府近年来针对中国商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大幅上升的趋势中已见贸易非均衡发展带来的影响，也使印度国内对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难以达成共识。一方面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商界因从中获利而主张应进一步加大与中国的贸易，包括建立自贸区，以促进双边贸易更快发展，但持这种看法的恐非主流；另一方面则是对与中国的贸易快速发展心存疑虑，不但不愿与中方就自贸区进行谈判，也坚持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等，应当说贸易的非均衡状况是起着一定作用的。这种非均衡状况说明中国在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中客观上享有一定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印度在短期内无法赶上来的。事实上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如中国与拉美国家及其他地区国家的贸易也有这种问题。由此而导致在理论上和政策中都有一些值得探讨的新领域。 在理论上，如将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视为以发达国家为“核心”，以发展中国家为“边缘”，以此来考察，则目前正在出现的以中国的快速发展为突出经济现象的趋势是否会导致在发展中国家之中产生新的“核心”与“边缘”的状态呢？近年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已存在的关于中国是否仍然系发展中国家的争论迄今无法形成结论，不过勉强将中国纳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努力，即便撇开其政治意图，也仍然可见其笨拙之处，毕竟中国与所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另一方面，中国坚持自身仍为发展中国家之说在发展中国家之中得不到广泛认同的事实也提醒中国研究人员，也许新的经贸发展需要新的理论阐释。
在政策领域，以中印经贸关系为案例，或可寻求一些新的破解。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争论中已一再强调中国并不刻意追求顺差，相信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就更不会将此作为目标。从这一点出发，由于目前中国享有比较利益优势，中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仍然有可能朝着较均衡的方向前进，即通过中方对印度的优势贸易领域做一定的政策调整，在不违背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为印方商品进入中国提供更多的便利，并且如果双方有意建立自贸区，亦可通过特殊的安排，使印方商品可享有更便利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从而提供自贸区对印度的吸引力，如印度制造的药品和制药企业进入中国的便利等，相信这可以部分扭转印度对华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以中印贸易的现状而论，要求中方率先做调整的要求是合理的，这在下文中将继续讨论。
二、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政治因素
政治关系是两国关系的核心，因此政治因素也一定会在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发挥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经贸工作者来说，当然希望政治因素促进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中印经贸关系中，应当说两国的政治关系近年来在两国领导层的共同努力下，确实也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如两国高层互访总是将发展两国经贸关系作为重点。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把两国贸易额目标设定为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并写入联合声明，显示两国高层领导的政治意志是将中印经贸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然而，由于中印关系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包括历史遗留问题和因两国高速发展而产生的竞争与合作之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对这个问题要做出定量的回答是很困难的，但却如影子一样跟随着两国关系中最具正面意义的经贸合作，因此同样可以一议。
首先，中印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两国关系中转化为有一定负面影响的政治因素，如边界问题和达赖问题，这在处理政治关系的进程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需要理解的恐怕是这些政治因素在其他领域的作用，例如经贸领域。近年来，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扩大，双方大型企业都不乏重视对方市场因而扩大投入的行为，在中国有华为、中兴等著名电信设备制造商，相当重视印度市场，如华为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聘用大量印度技术和软件开发人员，旨在深入开拓印度市场。华为的这一思路为印度在21世纪初突然发力的经济成长所证实。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电信市场也呈井喷状，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但在印度电信市场的发展中，尽管中国制造商也确实获得不错的进展，然而在媒体上不断有各种关于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挠中国公司参与国际投标的报道，以及中国公司虽受到阻挠仍在印度市场坚持，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加以干预等报道。这些报道在媒体上往往呈现被夸大的状态，印度政府也对所谓政治因素干扰商业运作的说法予以否认，但透过各种说法，确实可以看到政治的影子，而类似的报道很少发生于在印度运营的西方公司，说明在中印经贸关系中确实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政治因素之所以成为经贸关系的一个消极因素，以中印关系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应该被接受。中印经贸关系自瓦杰帕伊总理2003年访华以来出现快速增长势头，还可追溯到朱镕基总理2002年访问印度时，当时中国领导人已经预见到两国经济存在着广泛的互补性，朱镕基在访问印度软件之都班加罗尔时认为，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的优势与中国在信息产业硬件上的优势将为两国今后的经贸合作提供有利条件。这一预见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发展的基础是两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互补关系，经贸合作既不是为政治服务的，也不应该因政治因素而延宕。中国有俗语谓“在商言商”，这实在是解释中印经贸关系的重要法则，离开这个法则，听任经贸以外的因素干扰，则不仅违反了经贸合作的基本规律，也不利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好在印度方面其实也并不接受政治因素的过度干扰，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印度政府多次澄清该问题，强调印度的措施并非针对中国的政治限制。典型的事例如2010年印度对手机通信网络3G设备国际招标，从国家安全考量，要求投标商提供网络系统源代码，印度就强调是针对所有厂商的，并且事实上印度政府的决定也导致西方跨国公司的抗议。从印度的表态来看，印度政府显然也不愿意承认政治因素干扰经贸关系是合理的，把中国作为特例更不是印度政府愿意承认的，即使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可以看到政治上消极因素的影子。
其次，中印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共赢还是加剧了竞争互损？由于印度目前在对华贸易中已连续多年处于逆差状态，因此很容易将此理解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对印度可能越来越不利。这个观点在印度制造厂商中得到认同的几率比较高，因为中国的产品确实可能挤占印度制造同类产品但竞争力不如中国的厂商的发展前景，这既包括印度厂商在国际市场上的可能份额，但更重要的似乎是他们的国内市场。如2010年10月印度信诚电力与上海电气集团签订高达82.9亿美元的发电机组合同，中国厂商将为此向印度电力市场提供36台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据称这是中印经贸史上单一产品的最大合同。从中国厂商的角度看，这自然是值得庆贺的双赢结果：印度将因此改善其电力严重短缺局面，而中国将获得装备制造业的出口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已将装备制造业视为其支柱产业，因此像这样的经贸合作无疑将得到中方的全力支持和欢迎，而信诚电力作为印度最大的产业集团信诚实业旗下的一个子公司，通过与中国厂商的合作，显然也将在印度电力市场上实现新的发展。但这种合作目前仍面临障碍。2012年2月，印度内阁在国内电力设备制造厂商的压力下，决定对进口电力设备强制征收高达19%的进口税，同时也规定“今后针对超大型电力设备的投标活动都要遵守一项强制的国内采购规定，这是在内阁部际小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做出的，总理办公室也已介入此事。”这个最新的贸易案例显示了印度高层对成规模的双方经贸合作可能持有警觉的看法，并受到国内的政治压力。换言之，在印度尚不具备竞争力的行业，与中国的合作应该可以成为互利共赢的，但出于某种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原因，印度似乎并不愿意看到双方在一些重要装备行业领域的关系发展得太快，如上述报道所采用的标题所示，“为打击中国，政府已准备好批准对电力设备征收19%进口税”。尽管不能说中印经贸发展造成了互损局面，但双方的摩擦逐渐增多却是可以预期的。 关于中印经济关系是以竞争为主还是合作前景良好的争论由来已久，这种争论看上去似乎是围绕两国各自经济特征和发展阶段而展开的，但其实质却是与政治看法及其可能的结果联系在一起的。中印之间的政治分歧和矛盾常被解读为历史遗留问题的结果，但随着两国的高速发展，在另一个层面上出现摩擦的可能性也在上升，那就是所谓“两强相争”的问题。从中印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特征来看，两国同为新兴大国，在政治上无疑有着较高的身份类同性，这自然有利于双方的合作，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上双方并不难找到共同点；然而这个政治身份的类同又是发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的，因此在另一方面就不可避免地在有限的世界市场上导致竞争。自“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机制建立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新兴大国领导人的关注，2011年在中国海南举行的第三次峰会所发表的宣言指出了“继续推进和扩大金砖国家间经贸投资合作，鼓励各国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重要性，并呼吁“世贸组织其他成员支持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强大、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同时也认为“金砖国家具备开展更紧密合作的基础和条件……把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并为此核准‘行动计划’，作为下一步开展各领域合作的基础。”从上述宣言中可以看出，金砖国家彼此虽有加强经贸合作的政治意愿，但要将其化为实际进展也还需要努力，迄今金砖国家仍然希望将此置于世贸组织的有关框架中来处理这个问题。然而实践经验证明，世贸组织规则虽然有助于各方约束各自的行为，从而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推行，但世贸规则如果和各自国家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这个问题仍然会有难以处理之处，甚至导致各国间采取敌视自由贸易原则的行动。这在中国近年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争端逐渐增多的趋势中已经有所显现。在中印经贸关系中，这个问题的具体化表现在印度对中国反倾销案增加较快，同时中印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有趋于激烈的势头。
再次，2005年两国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应当说双方在政治上如何定义对方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尽管这种高层次的政治关系就中印而言目前可能愿景的成分较大，但这种政治框架的确立也应有助于双方在政治方面涉及双边关系之性质时多一份谨慎，切忌随意将其他问题与政治关系挂钩。这个问题在中印经贸交往中时有显现，并且在中方显得似乎更为突出，甚至有时候已经成为中方企业家在碰到与印方的矛盾时较常使用的说辞。尽管印度在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政治考量和非经贸因素所起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将政治因素判为最重要因素是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甚至也不是事实。对中方企业的指控，印度政府往往要出来解释，这客观上可能进一步突出了两国政治关系中某些不稳定的因素，从长远来看，这实际也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在经贸问题上中方企业家有必要慎谈政治问题，不要轻易将政治因素扯入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最后，中印同为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处于向新的更高阶段发展的过渡时期，其标志是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贸体系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两国都对改造国际经济管理体系的既定机制有较大兴趣，希望以此扩大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这对中印经贸关系而言，可算是积极的政治因素，尽管论者一般都较少提到这个积极面，但中印经贸关系要有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者，包括政府决策层和实际从事经贸往来者，都有必要建立一种长远的看法。这种长远看法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基于两国未来的地位而形成的战略性前瞻。中印是否能成为伙伴如果仅从目前的两国关系状态来看似乎难以做出积极的回答，但正是这种前瞻性的看法才能促使双方超越眼前的问题和分歧。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一再强调世界有足够空间让中印两个大国共同发展，这种强调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验证世界究竟是否足够大，而是为了突出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上要有足够宽广的思路。如果两国经贸关系只能立足于某个反倾销案背后是否有政治因素在作祟，或某个产品如何在另一方市场上扩大市场份额而不顾对方的种种条件，则世界可能就会太小，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两国共同发展。这是在处理中印经贸关系中的政治因素问题时需要加以考虑的。
三、积极应对中印经贸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
以上讨论了中印经贸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且肯定了中印经贸关系是双方互动进程中最具正面意义的领域，由此引出的基本结论应该是积极的。从中国的角度观察，虽然与印度的贸易远远谈不上中国对外贸易的关键部分，但中印贸易最近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却展示了两个新兴大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经贸关系来弥补其他领域的不足，特别是两国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所形成的互信缺失等问题，可能目前还找不到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双方通过积极的经贸关系所发展起来的两国商界和民间的往来交流将能够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从这一点出发，中国作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强势一方，也许可以率先考虑采取一些正面的措施以促进两国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
（一）贸易失衡在中印贸易中将成为一个长久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印度产品的竞争能力，这显然超出中国的能力范围；但另一方面，由于印度的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相对比较旺盛的势头，因此中国应该考虑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即将“中国制造”替换为“中国投资，印度制造”，这在实践中有较强的可行性。目前中国对外投资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行而得到加强，但印度迄今仍不是重要对象，这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印度对中国投资者设下的种种障碍。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大量机会，如华为公司早在1999年就已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应当说当时还看不出印度通信市场有多大的潜力。华为公司后来在印度的经营状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对印度的投资需要有前瞻的眼光。以中印贸易的现状来看，两国间的潜力是巨大的，而纠正目前的贸易失衡也是印度政府乐意看到的。因此中方企业如将印度市场需求与弥补贸易失衡这两者结合考虑，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投资决定可能有较大的概率取得双赢。 （二）加快贸易本币结算的安排，以及根据两国经贸关系特点在关于建立自贸区的谈判进程中尽早把贸易平衡纳入讨论范围，争取做出特殊安排，使贸易真正能够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规划。在这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双方都坚持捍卫自由贸易的原则，但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特点也决定了政府对外贸都具有较大的干预能力，这从纠正两国贸易失衡的角度来看未必是负面的，但需要应用得当，否则就很难达成协议。由于中国在双方的经贸关系中具有相对较强势的地位，因此在政府间的谈判中，中国似乎可以有充分的信心做出调整和让步，特别是某些贸易便利化措施即使在短期内可能仅对一方有利也可以讨论和安排。2012年3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四次金砖国家峰会，印度为此提出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建议，显示印度对提高新兴大国的金融贸易合作是有期望的，而印度的建议显然也得到其他新兴大国的支持。围绕该银行未来如何发展的讨论肯定会包含很多因素，而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不可或缺的，相信该进程最终对中印经贸关系应该也是有利的。
（三）尽量避免或缩小而不是夸大双方间存在的问题对经贸合作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中印间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两国正常的经贸往来产生一定的影响与干扰乃是客观现实，但如何看待和处理却也有很多值得推敲之处。从近年来中方企业在印度市场参与国际招标活动受阻的情况来看，印度对中方的投诉也是予以认真对待的，并且做了一定的解释说明，以消除或缩小中方对印度的商业运营环境的负面看法。此外印度驻华使领馆也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以笔者的经验，印方外交官也非常愿意帮助中方企业解决在印度碰到的问题。据此，从双方的长远利益出发，中方企业似乎不宜公开夸大政治因素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负面影响，而是应坚持“在商言商”原则，对两国政治问题持谨慎态度。持此议的理由并不是否认政治因素对经贸交流的干扰，而是认为以中印关系的现状而言，此类因素的影响可能在相当长时期都会存在，公开夸大这些因素可能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促使经贸关系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并且企业在谈论这些问题时限于条件和地位也很难有全面的看法，应该让专业部门去处理。
（四）对反倾销问题，中国媒体一直有较多报道，意在指出印度在对华贸易上推行保护主义，针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案件的大幅上升，反映了印度在对外贸易上实际奉行的是保护主义等。这当然也没错，在国际贸易中，当一方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时，使用保护主义手段总是最便捷的。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时需要引起更大关注的问题，仅仅指责对方的保护主义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印均为世贸组织成员，理论上，双方只要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就不应该存在这类互相指责，但在贸易实践中，界限通常是不清楚的，各国的具体执行方式也因条件而异，并且通常都是往于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现有的规则。这导致贸易失衡或政治因素出现时努力使用各种手段。反倾销调查是近年来针对中国商品出现的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印度不是特例。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就业是任何一届印度政府都必须正视的政治问题，因此面对本国产品竞争乏力、市场需求又不断扩大的局面，政府的举措就会朝着政治考量倾斜，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却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从这个角度判断，虽然中方可做的余地并不大，但如何理解这类问题，以及如何确定中国对印度贸易的目标，却可能有一定意义。如果对印贸易是以占领其市场最大份额的排他性为唯一目标的，就可以预期今后这类反倾销案也一定会继续上升，反之，以互通有无为目标，充分发挥双方经济的互补特点，双方取得谅解的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从根本上有利于中印经贸关系的长远发展。
综上所述，中印经贸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将成为两国政府高度重视的双边领域，并在两国日益积极参与的多边体系中成为增进新兴大国合作的推进器。因此在面对经贸合作交流出现的问题时，双方都应以积极正面的态度努力减少摩擦，增进互利，推动机制建设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前最重要的是逐步纠正已经出现的贸易失衡，降低和消除政治因素对经贸关系的消极影响，在这两方面中国都有努力的空间。
（编辑 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