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六七十年前，中国社会上的货币是银两和银元并行流通，给商民带来许多不便和损失。而银两和银元本身，在全国各个地区又成色不一，交易行市不同，计算非常复杂，商民人等更受损害。当时新式银行、实业界、经济学者，早已多次提出“废两改元”的主张。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公布《国币条例》，规定1个银元等于银两的7钱2分，并铸造发行壹圆银元（俗称“大头”）通行全国，本拟乘势实行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但由于各省军阀割据，政令不出都门，军阀各自为政，各处发行货币，乱铸辅币，北洋政府势力既弱，决心也不大，同时旧式钱庄银号，靠银钱兑换为生，如果“废两改元”就绝了生路，于是也群起反对。而帝国主义银行，也因北洋政府历年借款均系用银两作单位，而充作借外债抵押的盐税、关税，均收银两，归外国银行经营，所以他们都不赞成“废两改元”。只有新式银行的经理们，尤其是当时在新式银行工作的一些青年行员，都一致推动新式银行当权人物向政府当局请求早日“废两改元”。1917年首先由上海总商会正式呈请北洋政府实行“废两改元”，1918年上海银行业公会又呈请政府实行，同时在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上多数委员提议早日施行“废两改元”。但因当时担任总税务司握有特权的英国人赫德坚决反对，而未能实现。
1927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为了易于筹备军费，并蓄意统一币制，统一货币发行，这就必须“废两改元”。所以，在1927年先将钞票发行最多、信誉良好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来上海，并修改中国银行章程，重新颁布《中国银行条例》，规定该行资本为2500万元，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1928年又将有发行权的交通银行总行迁来上海，颁发条例，规定资本1200万元，加入官股200万元。有了这些安排，乃于1932年召集金融界讨论“废两改元专案”。讨论中，银号、钱庄依然坚决要求慎重处理，但新式银行则一致赞成早日实行。而有举足轻重实力的帝国主义各国银行却态度改变，明确表示赞成“废两改元”。这是因为1930年前后，世界连续发生几次经济大恐慌，生产过剩，销路闭塞，都在注目于中国这个新的大商品市场，为了他们的资本及商品打开出路，促进做大生意而不做小生意，就必须要有一个货币统一的金融市场，所以他们极力赞成“废两改元”。国民政府乃于1933年3月1日正式公布了“废两改元”的法令，决定先由上海推行，4月1日起即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从此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于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立即将原来的“往来部”改为“贷款部”，并经办国内汇兑业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国分支行很多，通商大埠差不多都有分行，根据各埠货物进出，交通快慢，资金盈缺、汇市变化，调拨款项，挹此注彼，获利甚丰。
这次“废两改元”统一币制，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把几代人未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是人心所向，性质是进步的，工作也比较成功。
“废两改元”施行后，国民党政府要进一步掌握货币统一发行权。1930年2月颁布“海关税收改用‘关金券’”，1933年明令造币权统一归中央。但中央银行的力量还不够大，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发行的钞票信用好，人们喜爱使用，于是策划把中、交两行发行大权掌握在政府手中。1935年3月，中国银行召开股东大会，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宋子文等9人为官股董事，并指派宋子文为董事长，宋汉章为经理，同时令调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璇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交通银行业同样增加官股，该行董事长钱新之留任，总经理由赵棣华担任。从此，国民政府的政治势力完全支配了金融经济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