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9日《新商报》报道：大连女青年王楠与男友上街，失窃钱夹子，里面有近2000元和银行卡、身份证、驾照等。几天后她收到一个邮包，小偷把钱之外的东西寄还了她……
这使我想起20年前我亲历的一件事。
1987年12月25日清晨，我与另一位同志公出到达西安，在雇乘三轮车寻找住处的途中，三个年轻人骑飞车趁我们不注意把我的提箱偷走。我们随即到附近派出所报案。上午10时左右，派出所告知提箱已经找回。我一检查：衣物、半导体收音机、电子闹钟、现金和粮票等都不见了；其余的，文稿、通讯录，特别是我的日记本还在，可谓不幸中之大幸……
事情过去20年了，可那次西安遭劫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始终没能淡去。
盗贼把别人的钱物取走属于“损人利己”，是不道德；如果又把被盗者的银行卡、身份证、驾照、日记本这类东西扔掉就“更损人”，那就是不道德加上不道德；而把这些东西还回被盗者，就成了“损人成分减少”，比较而言，退而言之，也属讲了一点道德，此谓“亚道德”。
“亚道德”是学界和社会尚未成型的一种认识，它界乎“道德”与“不道德”、“反道德”之间，是不道德中的道德。
还是以我那次西安的遭遇为例：对我来讲，在被抢的所有物件里，最重要的是日记本。我从1959年13岁起写日记，一天都没有中断过。如果那次丢失了一本，也就是1986和1987间一年多的日记彻底消失，这是我个人思想、生活和文字资料的原始记录，根本没有办法加以弥补！而我的日记本，对于偷盗者来讲，连一点儿意义、半点儿用处都没有。
近年通过网络等媒体看到相关的多起类似的事件：盗贼把金钱取走而把钥匙、证件、照片、文字资料等物件还回。
我想，大部分失窃者，会和我在西安被窃的感受一样，对这种“亚道德”行为，抱着一点“认可”感。我这样讲，绝不是不谴责，甚至宽容偷盗行为。偷盗，永远是可耻的事情，为文明社会所不容，为正义的人们所不齿。盗窃犯罪一定要受到惩罚。
但是，世间事情有其可比性、当比性，在“可比”和“当比”中得出结论，确定取舍，是符合实事求是做事原则的。比如：甲乙二人同是偷盗，甲偷盗而且毁掉所有偷盗来的东西，乙把钱物留下而把其他东西（尤其是那些对于失窃者重要的东西）归还。比较而言，后者就要“好”一些，这是应当承认的。“两害相较取其轻”，应于肯定。好比同是犯了一样的罪，“坦白从宽”就是一种“权轻”。
我们不能把坦白者与抗拒者，把“力争罪错少一些”与“一不做二不休，将罪恶进行到底”，把“利己而少损人”与“利己又多损人”这样一些不同的行为等量齐观，一锅煮。
诚然，也许有的人进行偷盗，是因为社会客观原因而造成生活的贫困，但是通过损害他人个人利益以求解困，仍是不能原谅的；也许有的人进行偷盗，是因为一时的迷糊，但当他把手伸向别人钱财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的行为的无情性和可恶性，所以同样是不能原谅的。所谓“亚道德”，是在偷盗行为之后加上“减少被害人损失”这种延伸，才能够成立。如果没有这样的“延伸”，那就完全不可饶恕，而只能不打折扣地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处。
我们要强化法制，依法严厉打击包括偷盗在内的一切违法的坏人坏事，以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从另一个更深的层次看，认可“亚道德”行为，其根本意义也在于尽量地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我们要诚恳地、认真地、严正地劝告那些有偷盗行为的人：其一，偷盗可耻，你们要改邪归正，要像天底下绝大多数人一样，通过正当的办法和路子，来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和争取更好的生活；其二，你们的实际行为说明你们的良心已经有了毛病了，但是我希望你们的良心不要彻底泯灭和毁坏；其三，在你们实施“窃取钱财”行为的过程中，要尽量使得社会和他人的损失减少一些。这样，深夜扪心，你们的良知也可以稍安一些，这是“大不义”中的“小义”。望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