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浮士德 论《浮士德》文本中的“狂欢文化”

   正如韦勒克所说:“歌德的论著可以放满整整一间书房,而关于他的著述可以放满一间更大的书房。”[1]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浮士德》以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和纷繁复杂的形式成为了罗兰・巴特的“可写的文本”,为后人对其的解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性。本文试通过前苏联当代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节文化来浅析这部传世佳作。
   一、巴赫金“狂欢文化”理论简述
   “狂欢文化”即“狂欢节文化”,是巴赫金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巴赫金用“狂欢文化”表示各种受到狂欢节形式和狂欢型民间文学影响的文学和题材形式,他说“狂欢是专为文学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文化”,并把这种文学和题材称之为“狂欢文化文学”或“文学的狂欢节文化”。通过以巴赫金的狂欢文化诗学来审视和研究歌德的《浮士德》会发现,《浮士德》“在时代精神发展是后面矗立着一幅色彩斑斓的狂欢文化背景”,“使《浮士德》成为生命价值多维的复调诗史”。[2]
   二、情节结构中的“狂欢文化”因素
   1、纯正的狂欢节图景――“城门外”
   悲剧的第一幕,在哥特式的幽暗的书斋中,浮士德正沉浸在与旧生活、旧思想决裂,却又苦于找不到新出路的痛苦过程中。在他极度绝望,企图饮鸩自杀的时候,传来复活节的教堂钟声和唱诗班合唱的歌声,召唤他转向人生。他又感到生命的无穷魅力,生存的欲望油然而生。“我流下了热泪千行,觉得出现了新的世界。这歌声唤回青年时代的快乐游兴,春节良辰的自由的幸福;回忆又使我恢复我往日的童心,不再走严峻的最后一步。继续荡漾吧,甘美的天国之歌!我泪如泉涌,大地又将我收留!”[3]于是,浮士德离开阴郁的书斋来到明媚的郊外,接触大自然和优哉游哉的市民生活。接下来“城门前”的场景便是对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积极健康的狂欢场景的叙述。而浮士德受到人民的感染,情不自禁地呼喊出了生命的颂歌――“我已经听到村民的喧嚷,这是民众真正的天堂,不论老和少都欣然欢腾:这里我是人,我能做个人!”[4]此场景意义重大。
   2、“粗鄙”的狂欢因素以及对“狂欢”的反思――“瓦尔普吉斯之夜”
   随后,浮士德与魔鬼订盟,接受了魔鬼的挑战。为了使浮士德沉溺于“小世界”的种种享受中,梅菲斯特在瓦尔普吉斯之夜带他来到哈茨山与众魔女纵情狂欢。这一个狂欢场景被席勒称之为《浮士德》中最粗俗的一场,在魏玛中学嚣张贝格提眼中也是“尽管这一切有高度的诗意,但从道德观点来看,我们绝不欣赏。”
   事实上,在“城门”狂欢一场,这种粗鄙的诙谐文化就已经露出端倪。在民众的狂欢的语言中,出现了一些与肢体有关的以及辱骂人的被官方文学语言认定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言语。学徒们笑说上堡村有着“最漂亮的姑娘,最好的啤酒,打起架来也是顶呱呱”,学生们高喊着“那些娘儿们走得多起劲”,“快点!不要错过这种野味。星期六拿着笤帚扫地的手,到星期日最会将你爱抚。”[5],歌唱舞蹈着呼喊着“他们急忙跳起圆舞,忽左忽右,跳来跳去,衣衫跟着飘东飘西。他们跳得面红耳热,手拉着手喘气休息,唷嗨!唷嗨!唷嗨沙!嗨沙!嗨!手拐子托住她的腰。…他却把她哄到一旁,远远听到树下的喧嚷:唷嗨!唷嗨!唷嗨沙!嗨沙!嗨!”[6]在这里看到的是鲜艳丰富的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表现出的是民间诙谐文化中那种对生活的热爱与肯定。
   瓦尔普吉斯之夜的性质虽与民众狂欢有很大差别,但从狂欢文化角度来品读,仍不难看到,众多的民间诙谐文化的因素汇聚于此。红色的残月、骑着笤帚的女巫和巫师、卖旧货的魔女、骑着老母猪的保婆等形象展示了狂欢节中的诙谐因素。如果说“城门”、“地下酒馆”中的言语粗鄙稍显隐晦,那么在“瓦尔普吉斯之夜”中,淫荡和粗俗的狂欢精神便可以称得上是“赤裸裸”了。众魔女的合唱中“魔女放屁,山羊骚气”以及“扫帚乱擦,叉棍乱戳,胎儿闷死,肚子压破”[7]显得直接、粗俗,美丽的巫女与浮士德共舞时说到的“苹果”和梅菲斯特与老魔女共舞时提到的“塞子”、“很大的树洞”又是隐晦的方式暗喻生殖器,淫秽猥亵可见一斑。这个由众多诙谐因素汇聚而成的狂欢世界,“与严肃的官方的(教会和封建国家的)祭祀仪式和庆典有着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原则上的区别,它显示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8]“瓦尔普吉斯之夜”“是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它既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场面,又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它与民俗诙谐文化传统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完整有机体,如果剥离开来观察可能会粗暴地将其封禁和消声。
   三、人物形象中的“狂欢文化”因素
   1、经典模式:“加冕――脱冕”仪式在人物形象中运用
   狂欢节时最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这是一个合二为一的双重仪式,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它的核心是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在演出时,受加冕者一般是与国王有天壤之别的人,通常是奴丑,以沐猴而冠的方式,讽刺非迷狂世界中绝对的、沉重的和极端严肃的东西,在为迷狂式“加冕”的时候,也就是“非迷狂式”“脱冕”的开始,而脱冕之时,则预示着又一次加冕。所有狂欢式里的象征物都是如此,诞生中孕育着死亡,死亡中孕育新的诞生。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谈到:“加冕脱冕的仪式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的影响。这一仪式在创造艺术形象和完整作品方面,决定了一种‘脱冕型结构’。”[9]在作品《浮士德》中,主人公的命运明显地表现为加冕与脱冕的过程。在压抑阴暗的书斋中。浮士德与靡非斯陀滴血为盟。接受魔鬼的挑战时,便初步完成了他的加冕仪式。而在“巫厨”这一幕中,当浮士德喝下恢复青春的魔药。情欲勃发,迫不及待地要进入他的“小世界”寻求满足时,真正的加冕仪式才得已完成。这样的加冕让浮士德有充分的精力和条件去不断追求和实现他对生命价值的领悟。成为接下来一切故事的必不可少的前奏与序曲。在他完成了对“小世界”和“大世界”的一切经历后,在“宫中宽广的前庭”这一幕中,他终于倒下,终结了生命。从而完成了他形式上的脱冕,即肉体的死亡。然而,在紧跟其后的“埋葬”这一幕里,浮士德的灵魂被天使救出。得到了救赎。这一幕才真正成为脱冕的最后环节。这种“脱冕型结构”的运用,充分体现了狂欢艺术中的死亡中孕育着新生的精神。
   2、怪诞:梅菲斯特
   梅菲斯特历来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形象。歌德对梅菲斯特的塑造,同样使用了狂欢文化的手法。梅菲斯特的夸夸其谈、慷慨陈词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在人生观、世界观上,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而在为人处世上,他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在文本的某些地方,他的确如一个中规中矩的、称职的魔鬼一般履行着诱惑浮士德的义务,鼓吹所谓的“反动哲学”:梅菲斯特出场的时候便称自己是“否定的精灵”,他认为“生成的一切总应当要归于毁灭,所以最好,不如不生”;他憎恶光明,痛恨“傲慢的光,如今跟母亲黑夜争夺空间极其古老的地位”,诅咒其“会跟物体同归于尽”;他大肆吹嘘金钱的作用“我若付得出六匹马价格,它们的脚力不就是我的?我骑着奔驰,岂不就像一个有二十四条腿的豪客”;为了不让浮士德知道格蕾辛的悲惨境遇,他在“瓦尔普吉斯之夜”里以兽性的肉欲诱惑浮士德堕落“跳呀,说呀,煮呀,喝呀,爱呀,可有更好的乐事?你且说吧”;当浮士德知道格蕾辛的惨境悲痛欲绝时,这个悲剧的缔造者却认为“倒霉的不是她第一个”;为了得到荣华富贵,他巧言令色,使得初次与他见面的皇帝对他宠爱有加;他阴险狠毒,信奉强权即为真理,为了帮助浮士德完成海边的工程,他带勇士前往,吓死老夫妇,打死旅人,将老夫妇的房子付之一炬,并且还轻蔑地说:“老夫妇没受多大苦痛,一吓之下,就此寿终”。然而,梅菲斯特却又常以一个冷静的智者形象出现,他尖酸刻薄的话语中蕴含着不容置喙的真理。在饮酒一段,他击缶而歌,唱出极具讽刺意义的“跳蚤之歌”,对当权者和大贵族进行了辛辣的嘲弄;讽刺金钱、纸币制度等情节便可看出。由此可见,这一形象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作者并没有完全排斥和否定这样的形象,而是给了他充分言说的权利,使一向处于边缘,遭到贬斥的思想有了张扬的机会。
   3、 人物的对立统一以及人物形象的双重性
   上帝与魔鬼共同游戏,相处和睦;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二而一”,他们一个人、一个魔;一个主人、一个仆人;相生相克,又相反相成,如影随形,如呼与吸,如问与答。这里,天使和魔鬼之间界限的模糊了,人神共处等等都体现出一种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格局的消弭,从而打破了界限,实现了世间众生的狂欢。
  
   参考文献:
   [1][2]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
   [3]蒋氏杰.浮士德――充满生命狂欢的复调史诗[J]. 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2)。
   [4]裴蓓.从“瓦尔普吉斯之夜”看《浮士德》中的“狂欢文化”现象[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5月,第23卷,第3期。
   [5]洪晓.狂欢:自由生命的张显――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J].巢湖学院学报,2004年第6卷,第5期。
   [6]王春辉.巴赫金“狂欢文化”诗学解析[J].齐鲁学刊,2004年第5期,总第182期。
   [7]万曦.超越于新生――浅读浮士德中的狂欢文化[J].巢湖学院学报,2008年第10卷,第2期。
   [8]陆双祖.论《浮士德》情节结构的狂欢文化特色[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月。
   [9]陆双祖.论《浮士德》文本的狂欢文化特色及其文学意蕴[J].青海师专(教育科学),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