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人民日报》与人民网对当前社情民意能否上下畅通的问题作了一次网络调查。调查显示，96.8%的网民认为，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通”，民众向上反映问题往往遭遇推诿，下情不能上达。这个调查结果公开披露后，引起人们的一片热议，社会反响强烈。
面对这个调查结果，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都要以广大民众为根基。失去这个根基，不管多么高大宏伟的政权大厦，都会坍塌。而维持根基牢固的根本保证，就是必须确保下情上通的渠道直达顺畅。对这条治国安邦的铁律，先贤早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两千多年前，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指出，“下情不上通，谓之塞。”晋平公曾问叔向：“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重禄不极谏，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
古往今来，凡是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政治家，都视下情上通为治国之根本，对阻碍下情上通者，不管是谁，都要予以惩处。据《旧唐书》载，唐代崔仁师向有“崔公平恕，事无枉滥”的美誉，深得唐太宗的信任。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把他提拔到身边担任中书侍郎，“参知机务”，“甚承恩遇”。 但是有一次，“会有伏阁上诉者，仁师不奏，太宗以仁师罔上，遂配龚州。”对身边一个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仅仅因其对一个上诉者的诉求没有及时奏报，唐太宗便断然严厉地追究其“罔上”之罪，将其贬出朝廷，可见他防止被人蒙蔽的警觉性之高。
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直接威胁和动摇了唐王朝的权威。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无奈才力不济，措施不当，平叛失败并引发了“泾师之变”，唐德宗只得仓皇出逃，国家再次陷入了内乱之中。面对严酷的现实，唐德宗接受了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诏》，其中有“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等语，充分表明了他对“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这一治国大忌的反思和检讨。
历史上还有些忧国忧民、刚直不阿的官员痛感忠奸不分、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言路雍蔽、时政败坏、下情不能上达的现实又无力改变，无可奈何，只好逃避。如明朝首辅叶向高愤而辞职时大发感叹说：“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遂挂冠而去。
中国传统医学理论认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维系人生命的经络和血脉一旦出现堵塞，流通不畅了，人的机体就会出现病痛甚至危及生命。国家也和人的身体一样，上下沟通的渠道闭塞，下情不能上达，社会就不能和谐，就会出现激烈的动荡，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在发疯的“大跃进”年代，粮食亩产浮夸到10万多斤，以致毛泽东为粮食太多而发愁。由于真实的下情不能及时上达，从而导致了几千万民众饿死的悲剧。毫无疑义，这也是下情不能及时上达酿成的恶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业绩。但是，毋庸讳言，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存在不少这样或那样影响发展和前进的问题，下情不能上达即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几年前，笔者曾到设在省城偏僻陋巷“大窑湾”的安徽省委省政府信访接待室作了一次调查，随机询问了12名上访者，他们之中信访资历最长的已有15年的历史，最短的也已奔波8年之久了。他们走的都是“先信后访”之路，即多次写信诉求，统统石沉大海之后才无可奈何地到县、市、省逐级上访的。其中还有3位是到京城告过“御状”的资深“老信访”。面对一张张疲惫、憔悴的面孔和一双双焦躁、痛苦的眼睛，怎能不令人发出“人生能有几个8年、15年”的浩叹！我觉得这都是由于官僚主义严重，言路闭塞，下情不能上达造成的恶果。下面的真实情况不能顺畅地反映出来，民众的正当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复，这就是危险的信号。贵州瓮安“6・28”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甘肃陇南“11・17”事件等所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盖出于下情不能上达之故！
下情不能上通是国之大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屋漏于下，止之于上”，明人叶向高说：“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在庙堂之上也。”诚哉斯言！民怨和隐患虽然表现在下面，但是症结和根源却在上面。解决下情不能上通的问题必须从上面着手。所以，广开言路，清除壅塞，突破包围，防止蒙蔽，及时、准确地掌握下情是古今中外卓越领导者们的共识。不仅中国古代的晋平公、唐太宗深明此理，连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治人物也都在身体力行。据《新民晚报》驻美记者沈月明先生介绍，“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中，政治人物为了体现亲民、争取选票，邀请普通人到官邸做客，到学校、福利院去讲故事、做义工，几乎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给普通人回信，更是他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例行事务。”而如今我们的官员呢？恪尽职守、了解下情的好官固然不少，但是亲自拆阅、处理人民来信的“青天”并不多见。据我所知，有些官位并不太高的市、县级官员，居然也早早地学会了摆谱，嘱咐手下凡是人民来信，一律不要直接送给他，由工作人员自行处理。这样，群众满怀希望寄给他的诉求信，连官员办公室的门都没有进就被工作人员束之高阁或一转了之了，下情谈何上达！有些恶劣者甚至将“秦香莲”的申诉转给“陈世美同志”处理，正义怎能伸张？如果各级官员都能遵照党中央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亲民勤政，能像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时那样，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下情怎能不上达？至于美国官员将给普通人回信作为“他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例行事务”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总之，只要做到上下直接沟通，下情自然也就上达了。
“民意通道96.8%不畅通”，这不仅是一种民意的表达，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面对这个危险的信号，凡是具有忧患意识的官员都应当有所警醒，从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下情上通，及时了解民众的疾苦，倾听民众的呼声，解决民众的困难，满足民众的正当诉求，促进社会的和谐。如对危险的信号置若罔闻，等到祸患形成再手忙脚乱地疲于“救火”，岂不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