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张中行和季羡林二位先生，没有做过同事，前半生好像也没成为朋友。张中行大器晚成，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才出版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暴得大名，成为一代宗师。而季羡林４０年代就是北大的东语系主任，国内外闻名的学者。“文革”后，因为单位没有分房，张中行寄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女儿家中，与同时住在附近的季羡林、金克木并称为“燕园三老”。
张、季二人本无来往，几乎没有互访。有时候在楼下见面，彼此也只是点点头，说上几句话。季羡林这样描述：“早晨起来，在门前湖边散步时，有时会碰见他。我们俩有时候只是抱拳一揖，算是打招呼……”但是，张中行写过一篇《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写过一篇《我眼中的张中行》，二人互相推崇。
张、季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高寿。若有一个中年早逝，也便没了后来的佳话。有些人没有成为朋友，实在是因为活得还不够老。等你登高一望众山小的时候，看看身边，只剩下咱俩了。那种凄凉、那种相互依赖，若非身临其境，是想象不出来的。
笔战
１９９２年４月，孙犁在致贾平凹的信中提到，有些名家不注重修辞，例如这样的句子：“未必不会长得青枝绿叶”，“他的本意是肯定，但连用三个否定词，就把人绕糊涂了。”贾平凹将这封信发表在了自己的杂志上。被孙犁当成反面典型的那位作家读到以后，十分生气，写了几篇文章，讽刺孙犁。孙犁也写文章进行了反驳。这被称为“孙犁晚年的一次笔战”。
其实，文人的是是非非，没多少人关心，因此了解这个“笔战”的人也不太多。孙犁批评的这个例子，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两个启示：其一，雅量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把自己假设成被批评者，有几个人真正能心平气和地接受批评？其二，无论你怎么骂战，声音多么大，若是没有好的作品传世，都没用。文坛至今还没有光靠骂战就流芳百世的。
孙犁留下了很多好文字。那位被批评者，也写出了“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系列作品，尽管文坛对他的文章一直褒贬不一，但终究引起了反响。那场笔战，也就成了可供其他人闲谈的掌故。
研究者
胡适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水经注》的研究中，很多人不理解，但胡适坚持己见。其实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红楼梦》的研究开始之前，也不过是本艳情小说而已，经过胡适等“红学”专家们天天提，日日讲，逐渐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将其炒成了四大名著之一。一向喜欢开风气之先的胡适先生，没准把《水经注》当成了第二部《红楼梦》。可惜，很多人认为他选错了对象，《水经注》实在不值得他耗费这么多的精力。
现在也有些研究者，喜欢搞冷僻的研究，把二三流作家当成举世不二的天才吹捧。其实，二三流作家不是不可以研究，哪个层次的人都需要有人关注。但吹捧不能过分，不能因为你的天才而把别人都贬得连地缝都没得钻。尤其在研究方法上，若是将二三流作家的掌故扩大成时代的个案，也未尝无益，但仅仅靠挖掘“天才”的鸡毛蒜皮炫耀于人，恐怕终究走不远。其研究也不过是“精神可嘉，于事无补”。
被打败的读者
和领导探讨一个问题，我讲了自己的理由，他也讲了自己的理由。最后我说，哦，那就这样吧，你说服了我。其实我心里未必服气，但我已经看出来，领导心意已决，争论徒增双方烦恼，反正也是一个无所谓的问题，何必较真？读书时就没有这种虚伪。你的观点让我服气，我就称赞，你写的文章不能自圆其说，我就认为你是放屁。所以读书时我最放松，同时也非常紧张。我总是一边读一边想：作者到底要说什么？他说出的东西，我会服气吗？
１９９６年前后（我还在校园里），中国文坛有一场争论，一边是张承志、张炜，一边是王蒙、王朔，前者要坚持理想，后者要躲避崇高。作为看客，我是站在二王一边的。当时，在一些报纸杂志上，我读到不少相关的争论文章，但是我仍站在二王一边。这说明，站在二张一边的人写出的文章，没有说服我。１０年过去了，近日翻阅谢泳的旧作《学人今昔》（１９９７年８月长春出版社），里面有三篇文章：《你到底想要什么》、《著名作家要敢说真话》、《反认故乡是他乡》，是谈这场争论的。谢泳站在二张一边。这三篇文章说服了我，让我坚持了１０年的观点彻底反正。他具体写了些什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来看。
所以，作家应该是真理的探索者，把你用全力探索到的东西端给你的读者。尽管你将读者的观点打得一败涂地，他对你却是心悦诚服、五体投地。这里，没有强权的威压，只有智慧的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