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经学研究绵延不断，直至民国初年学校废除读经而告一段落。但梳理经学史的困难不应简单地归之于该学科漫长的历史，本文试图以新的视角,宏观考察经学史。确切地说，本文构建经学史的框架将借用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总的来说：将十三经比作半亩方塘，将汉学比作天光，将宋学比作云影，将清代顾炎武对汉学与宋学的融会比作共徘徊，将学者的怀疑精神比作经学发展的源头活水。拿掉这个比喻，本文要考察的是，面对古代儒家经典，在历史上呈现过不同的学术风貌：汉学、宋学，以及清代顾炎武引导下汉学、宋学的交互式发展，主导这些潮流的就是学者的怀疑精神。
一、半亩方塘――十三经
十三经的完备大致有这样的经历。先秦只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灭之后,《乐》经亡佚西汉只有五经。东汉时，《礼》变为“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变为“三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春秋左氏传》，三礼、三传加上未变的三经：《诗》《书》《易》，合在一起，通称“九经”，这在东汉得到了确立。唐后期又增加了《孝经》《论语》和《尔雅》，构成了十二经。到宋代，朱熹做集注，将《孟子》的地位提升至与《论语》并列，这样，原来的“十二经”，加上《孟子》之后，变成十三经。元、明、清三代，十三经一直维持不动，这是“十三经”编集的大致经过。清代阮元刻印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现代比较流行的本子。
这些儒家经典本身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价值传统，集结了古人的聪明智慧。而且，十三经是历代统治者大都重视的。汉武帝时独尊儒术，特设五经博士，作为儒士发迹的主要阶梯。唐代科举取士，有一科是明经科，侧重默写经文。明清的“八股取试”，更是如此。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很多人从幼学启蒙到白发苍苍，时时刻刻就以经书为伴，以求“学而优则仕”。经书被重视，传习和注释的就多了也就有人作训诂、讲义理，便逐渐
形成了经学。正是对经典的传注与理解的多样差别，在各代形成了不同的整体风貌，出现了汉学、宋学等。
二、天光――汉学
将汉学比作天光，而非云影，基于这样的考虑：所谓天光就是指阳光，云影则是阳光被云雾遮蔽所投射的影子；天光是先于云影的，包括时间和逻辑上的优先。具体说来，在时间上，汉学是先于宋学的；在逻辑上，汉学的积弊导致了经学的变古，由此产生了宋学。
汉初，简册笨重，布帛昂贵，对于文字凝炼的儒学经典，尚能形成书籍流传，但对那些给经文所做的长篇解释，就很难全部写在简帛上了。这些经说大多就依靠师生口耳相传来传递。如果学生在进一步传授时不守师法，那么一代大师的学术就可能无法继承。这是师法、家法形成的基本原因。
汉学的特点可从师法、家法进行考察。所谓“师法”，即弟子传经时，必须严格遵守师傅的解说，一字不能有出入。所谓家法，是指儒家经师们按照师门之法来解读和阐释儒经文本时，各自建立的学术传统。西汉立五经博士，分别传授弟子，后来五经博士又扩展为十四经博士，以至更多。例如，伏生的《尚书》学分裂为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高堂生的《礼》学分裂为大戴、小戴、庆普三家。五经都有分裂，这是家法的表现。进一步辨别师法与家法：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法、争派别。即“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汉初，自由探讨的风气盛行，学术争鸣不断。而统治者也有意利用师法在传承经典时的惯例，以维系政治思想的稳定。后来，严格的师法导致的是，“师之所传,弟子所授,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还有，家法派别已不屑于争鸣，固守封闭的门户之见，也很少关注社会现实。而且，对同一经典，不同门派的解释互相矛盾，这令有心从学的人难以适从，甚至阶级统治的核心思想在汉末已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一部经说解释起来，动辄数十万言甚至百余万言，表现出的是繁琐与支蔓，正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到唐代，孔颖达等人在奉敕编撰《五经正义》时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是对汉代经学的重新认同。但是，唐代的经学重建实际上以保持汉学原貌为基础，并未使学术特征产生实质性的转变。
三、云影――宋学
“既然汉唐注疏之学没有真正把握圣人之道，没有穷尽经旨，而且没有阻挡住佛、老等异质文化的进攻，证明在它的框架内难以使儒学的基本精神得到阐扬，难以使儒学重现生机。”因此，要给古老的儒学注入新的活力，必须进行变革，包括观念、方法、内容方面的重大变化。
观念上：宋人明确把义理作为治经学的目的，强调治经是为了明义理。二程认为：“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在批评汉唐诸儒的治经方法的同时，二程不仅怀疑经传，而且提倡以己意解经，认为只要道理通顺，符合义理，就不必拘泥于经书文字，甚至文义解错也无妨。这就为发挥义理提供了方便。
方法上：程颐认为义理不仅存于书册之中，更在于书册之外。因为书册是前人所作，而义理则包括了当代生活的鲜活内容；要发明新儒学的义理，就必须结合时代的发展，来解释经典。这种大胆创新的时代精神成为庆历以来学风转向的重要标志。
内容上：宋人推崇“四书”，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 这里考察四书系统的形成，尤其注意《孟子》一书地位的提升。
1、《孟子》从唐中期起，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大学》和《中庸》也受到重视。韩愈谋划儒家的“道统”，推崇孟子及《孟子》一书，重视并阐扬《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的弟子李翱则推崇《中庸》，来阐发心性思想。李翱在《复性书》中，也多次引用《孟子》《大学》。可以说，韩、李开了重视“四书”的先河。
2、到了宋朝，二程明确以“四书”为对象，从中阐发义理，指出“四书”体现了圣人作经的本意，圣人之道就在“四书”里，倡导学者以研习这四书为主。程颐强调：“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除论孟外，《大学》《中庸》也是二程优先关注的，他们认为《大学》是“入德之门”，《中庸》则是“孔门传授心法”。
3、朱熹等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以“四书”为主，来阐发义理，进一步把儒家经学义理化，《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在事实上使“四书”的影响超过了“六经”，标志着宋学的最终确立和完善。
宋学发展到明末，诸多问题涌现：宋学的优势是善于阐发义理，但训诂很不扎实，往往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使经学偏离尊经述古的路子而步入荒经蔑古的歧途。宋明科举取士，儒生唯科举是从，只知记诵四书五经的章句注疏来求取功名，而不读经典文本本身，更不知学以致用。
四、共徘徊――顾炎武的汉宋学综合
问题的叠加，伴随着学者对解决方案的不懈探索。顾炎武兼采汉学与宋学，被尊为清代经学之祖，对整个清代经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考虑到清代各段学术有别，本文以顾氏来通观清代学术风貌是合适的。顾氏的思想约为三点：尊经、明经、通经致用。具体表现在：
尊经。在传统的经学家看来，“经”乃孔子传道的载体，满含世间一切真理，因此，明道须先尊经。 顾炎武是认同这一点的。针对宋明儒者强改经文来服从义理的学风，顾氏主张遵从经文，不妄自更改。针对宋明儒者争立异说、放言高论以哗众取宠、博取名利的作风，顾氏主张用平常朴素话语解释经典，反对标新立异、故弄玄虚。在尊经这个意义上说，顾氏是遥承汉学的。
明经。顾炎武强调尊崇经典，但是不拘泥于只做训诂。顾氏提出“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对经典中有疑问的暂且存疑，不去更改，尽量保存文献的本真样态。顾氏详细校订古代典籍和历代经说。对《尚书》学，指出其不仅有西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对立，而且在《古文尚书》中，又有东汉杜林得到的《漆书古文尚书》，东晋梅赜献出来的《伪古文尚书》以及西汉张霸献出来的《百二篇尚书》的区别，这极大地启示了乾嘉学者的考据辨伪学风。顾氏撰写《九经误字》与《日知录》，校正了诸经的很多刊误。这些校勘工作，或以善本详加勘比，或以他书文句互校，或以原书体例自相厘正，体现了博通经史、融会贯通的良好学风。从明经这个意义上说，顾氏是有取于宋学的。
通经致用。顾氏认为，《易》广大悉备，学者认真研究，对于天道人事极为有益；论《诗》，则强调其教化敦民、淳厚人心的用处；论《书》，则不事考据训诂，而侧重于联系史事来展示其经世济用的意义；论《礼》，则认为它记载了天地秩序、人伦常道，强调其移易风俗、规范社会的功用；论《春秋》，则善于考往鉴来，借古讽今。可见，顾氏之经学，完全不同于那些雕琢辞章、埋头故纸堆的书虫。顾氏考究五经，从究名物、辨史事、明经义入手，来探求先民制作的缘由，体察往圣开成的道理，洞悉古今通变的理由，进而落实于正人心、明治要、兴太平的实务。在通经致用这个意义上，顾氏对戴震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通经致用对于我们今天的学问在方向上依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五、源头活水――历代学者的怀疑精神
怀疑包括三个角度：对经典本身的怀疑、对给经典所做的诠释的怀疑、以及对经典的引用的怀疑。怀疑经典本身。经典要深入人心相当困难，十三经，其作者、时代大多存在争议。疑经自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开始，或者更早。后世对经书的怀疑则更严重，比如宋代的李觏、司马光等人提出了“斥孟”、“疑孟”的主张。阎若璩说古文《尚书》是伪书，康有为说刘歆遍伪群经，袁枚说六经皆文，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尤其后两位，把六经当作皆文、皆史，就已经明确把文史的地位提升到统摄诸经了。上述的怀疑直接指向经典本身，通常是对经学的反动，这对经学是很大的刺激，有利于经学在回应挑战的自我反思中前进。
对经典的诠释。多是前人注疏成果的集成，有“集解”、“通释”之类，积累至今已相当壮观。很多是不乏新意的，如王弼、郭象的玄学解释，董仲舒的神学色彩，程颐、朱熹的理学特色,这些都具有诠释体系整体改观的特征。很明显，诠释者对前代解释的怀疑是新释迭出的重要原因。
不对经典做诠释的，会常在作文中会经常引用经典。“较单纯的引用一般是产生在与经典产生的历史背景相同或相近的时期，因为那时经典的内容容易理解，大家的理解也较一致。也就是说，作者、引者和读者，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但是当引用者与经典产生的时代已经有了明显距离时，读者对相关的历史背景了解不够时，对其内容就会怀疑了。
对经典的诠释与引用的怀疑，共同点是，他们严肃捍卫经典本身的价值，对经典本身有十分的敬意，他们怀疑的只是其他人对经典的诠释与引用而已。这从正面促进了经学的发展。
在剔除缛节、梳理梗概之后，经学史已脉络清晰地得到呈现，借助《观书有感》，我们算是领略了经学史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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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元（1983―）男，湖北襄樊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