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期间，一个农村老人拎着两只编织袋上了94路公交车，他一脸谦卑地央求驾驶员，还有两个袋子在车下，马上拿上来，请驾驶员稍微等一下。但等老人刚一下车，驾驶员就关上车门开车走了。旁边一位小朋友惊呼道：还有人没上车呢！驾驶员权当没听见，继续开他的车；周围乘客纷纷指责，驾驶员也根本无所谓。
我说这例子不是想讨论公交车的行为准则，也不是否认公交车驾驶员工作的辛苦。暂且不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吧，现今城市公交车驾驶员的工作也实在没有值得炫耀的了，也就马马虎虎算是一个蓝领群体。可是，他们中有的人偏偏要用不近情理的办法去对付比自己更为可怜的人。
有个小学数学老师，岁数已是中年往上，自从她接手教6年级数学课程以后，这个年级很多学生的数学成绩越来越差。该教师从来不认为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总怪学生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常常在课堂上用一些粗俗的污辱性和歧视性的语言指责她认为“调皮”的学生，其效果当然可想而知。
长期以来，我们谈到老师，就会想起园丁、蜡烛、人类灵魂工程师等等一大堆赞美之词。然而，老师中同样存在败类。我们姑且说有良好师德的教师高达99.9％吧，这应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理想化的比例了，但不知道人们想过没有，如果0.1％的这个教师正好被你家孩子遇上了，怎么办？那无疑是种灾难，是孩子人生初期遇到的灾难，某些阴影可能会伴随孩子一辈子，或者影响孩子今后看世界的眼光。诚然，个别不守师德的教师无损教师队伍整体的崇高，甚至也不能损害某所学校的声誉，因为人们看的是主流。可对一个孩子或者一个班的孩子来说，那就是他或他们的全部！
所以我以为，强调“群体”所带来的往往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有时难免会闹出很多笑话。比如某个党小组长跟人谈话提要求时，也会大言不惭地声称这是“党对你的考验”，哪怕他哪天十分想摸一下某个女下属的大腿，他也会打着这冠冕堂皇的旗号。
我从小到大参加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总结会，迄今为止听到最多的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只有极个别人的工作需要继续努力云云。不好意思的是，我似乎很少对号入座以为那“极个别人”就是我，一般都毫无例外地设想自己是“绝大多数”的一分子。有时候某个单位即使是问题成堆了，我们也会强调说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成绩和不足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评价其为“功过三七开”已经是相当不给面子了。与之相反的是，我们认定“坏”的时候，也认为那一定是坏得彻底又彻底，“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总之，只要他是“坏人”，他还没说话就已经说错了，他还没做事就已经做得不成体统了！
在这种只强调整体而不顾局部，只重群体而不管个体的语境中，有许多道理我们实在无法说清楚，很多时候说着说着就融化在“模糊”里头了。我们一谈到公交车驾驶员，就会想到他们收入低、工作辛苦、工作环境恶劣，需要关心。也许前面提到的那个驾驶员在平时其实是个好人，但在对待那个拎编织袋老人这件事情上，他是有违职业道德的。在教师崇高的职业中，在教师呕心沥血教书育人的大环境中，我们看到他们奉献多、压力大、收入少（其实有些地方教师收入已经很高，我所说的那所小学每年得到的财政拨款已经接近每生一万元，另外还可以收取不菲的“捐资助学款”），但就这个老师而言，尽管校方可以强调其身体不好，工作很努力，但她对学生没有爱心，没有宽容心，师德的欠缺已经相当明显……
看问题仅看见单棵树木不好，不见树木只看见森林同样不好！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