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批评”――文学内部研究的开启 “新批评”学派发端于二十世纪20年代，是英美文学批评界影响较大的一支批评流派，它得名于美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约・兰色姆在1941年写的论文集《新批评》。在这本著作中，兰色姆论述了艾略特、瑞恰兹、温特斯等人的批评理论，赞扬艾略特等人的批评见解和以文字分析为主的批评方法，称之为“新批评”，以别于十九世纪以来学院派的传统文学批评。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休姆和美国作家庞德提出的强调准确的意象和语言艺术的主张是新批评派理论的开端。
从“新批评”学派的理论层面来看，它提出了比俄国形式主义更系统的文本理论。在二十世纪初，文学批评的新纪元开启，文学理论家们认为以文学的“外部研究”为主的批评观念都以实证主义的方法，或注重作家的传记考察，将其社会语境与文本做外部联系；或从作家的情感体验角度去探讨文本的内在思想，过分重视作家的主体作用。类似种种如直觉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学等理论都不约而同地把文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作家的心理或意识等层面，而忽略了文学文本内部地研究。这样的文学研究在根本上是文学“工具论”和文学“他律论”的理论延伸，这种文学观念随着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内部研究浪潮的来临而逐步土崩瓦解。
在这样的理论趋势下，西方文论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反驳传统理论的浪潮。英美“新批评”借助于二十世纪初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文学性”的探究为核心，促使了文学研究的“本体论转换”。
从理论方法上看，“新批评”学派仍然延续着俄国形式主义的“本体论批评”的理论轨迹，完成了文学“内部研究”的转折，也深化了文学自律论的观念。兰色姆的学生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在新批评学派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提出了“本体论批评”的方法，强调借助语言之途“回到文学本身”，并引领了欧美学界在二十世纪60年代之前的文学研究。
二、细读批评――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
“新批评”学派为了完成文学批评内部研究的转折而积极地寻求着文学自身的主体性价值，他们认为“文学性”才是“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因此“新批评”学派的文学本体论变革的理想最终落实在“文学性”这一概念上。新批评学派的“文学性”指的是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手段、方法等形式要素的综合，正是由于对“文学性”的探究，“新批评”学派将文学研究的视野建立在作品本体论之上，进而将文学本体论批评视为一种由文学语言所构成的自足自律的“本体”。这种观念毫无疑问致力的是纯粹文本研究的批评范式，其基本的方法论主张就是“细读批评”。
对于读者来讲，“细读”的字面意义并不深奥，我们古人早有“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体会，所谓文本细读就是仔细地、认真地阅读。古今中外，一切负责的、敬业的文章批评家都会赞同并实践细读；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文学教师，都要求学生细读。因为关于文本的一切独到的见解、高深的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基于文本的细读与深入的理解。
对于批评家而言，“细读”则是将文本封闭孤悬，在对文本进行多重回溯性阅读的基础上，像榨汁那样重点对文本语词的意义进行挤榨，尽可能把语词的每一点滴意义都挤压出来。使“细读理论”得到发展并被广泛接受的是上文提到的布鲁克斯。他的《精致的瓮》是“细读理论”精彩的批评实践。布鲁克斯认为，“细读法”首先需要预先设定作品本身是独立的，是一个封闭式的空间，应在批评实践中搁置作者与读者因素的介入；其次，文学是隐喻、朦胧的，在本体论层面上，文本即是由语言的冲突构成的张力结构。文学批评的目的就在于分析诗歌这种语言张力结构，诠释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如何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富有张力的、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最基本的操作方法是从文本中找出由悖论、隐喻、反讽、象征等形成的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以完成具体的批评实践。
总体来看，在批评家对文本进行反复阅读的过程中，由于阅读经验的不可逆性使作品在重复阅读中呈现了“差异”，文本将因而呈现开放性状态，这样的过程中，“细读理论”所提倡的阅读方式体现了对文学作品的充分尊重，是文学批评者应该具备的一种批评态度。以这种方式，“新批评”的“细读理论”成了一种影响最大的批评方法论观念。在“新批评”的理论实践中，“细读理论”贯穿于“语义分析法”、“词义分析法”、“双重情节分析法”等批评方法之中，着眼于文学的“本体论批评”实践。在这种方法论原则下，“回到文学本身”的文本理想不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说辞，这正是“细读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
三、“回到文学本身”之后：文学批评将走向何方
在批评方法论的层面上，“细读理论”将传统文学批评的作家生平、社会环境、时代精神、历史背景等等的研究彻底剔除了，它认为这些批评研究都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这些文学的“外部研究”并非文学批评的目的，也不是评价作品优劣的尺度，更不是分析解释作品的依据。在“新批评”学派的“细读理论”的影响下，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传统影响深远，而就具体的批评实践而言，“细读理论”对文本内部研究观念的强调，将对作品的探究放在了文学批评的首要位置，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主张，它提醒我们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在于文本，批评实践必须以“文本”为“基石”，尽管不同读者对同一作品可能会有不同的阐释，但所有作品以外的因素都应来源于作品自身，所有的文学批评实践都必须在回归文本后才能有所作为，这种理论见识是应该肯定的。
在理论观念的层面上，“细读批评”对批评的具体实践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对文学理论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理论研究忽视文本实践是一个通病，特别是在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下，理论化的建构常常代替具体的实在的文本批评，这些“唯理论是从”的观念其最大的弊病就是文本阅读的相似性和理论演绎的盲目性，有时甚至造成了对不同文本进行批评实践的相似性。对于这种观念，“新批评”的“细读理论”是有所警惕的，在文学研究中，虽然理论思考总是不可或缺，但具体的批评实践仍然是最终的目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作为人学来讲其实是一种人性的表现，批评家通过文本细读最终还是要指向对人性的探讨与分析。有些追随新批评方法的人，对文本的分析确实相当精细、科学，可惜找不到对人性的充分理解，这样的批评逐步变得机械、琐碎，难以突破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和所有曾风靡一时的批评理论一样，新批评的细读理论也会受制于批评家自身的观念立场，在文学研究中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细读理论”也仍然要面对“回到文学本身，文学研究要走向何方”这样严肃的追问。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已经预示着文学内部研究观念的终结，而“新批评”学派的文学本体论追求也不断地承载着理论偏狭性的指责，缺乏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理论的支撑，“细读理论”最终仍难以逃脱“片面的深刻”的理论宿命。
然而，文学批评不应该是片面的，而应该是对文本系统而全面地观照和分析。单纯的审美批评如形式主义的批评并不是十分可取的，文学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它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文化领域。弗莱推崇一种“系统的批评”，即“内在批评”（审美批评）和“外在批评”（文化批评）的有机结合。他在《批评之路》中强调，批评必须在文学内部培育一种历史感，以补充那种把文学同其非文学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历史批评。同样，它也得根据文学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培育自己的历史观察形式。批评家不是使文学适应事先制定好的历史结构，而是应该视文学为一个连贯的结构，它被历史地限定但却形成自己的历史，它以自己的形式对外部的历史过程做出反应但又不为其所决定。当批评培育一种恰如其分的文学历史感之时，超越了文学的历史并没有停止存在或者同批评家断绝关系。同样，把文学本身视为一个整体并不会使它脱离社会语境，相反，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看出它在文明中的地位。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一个转向文学结构；一个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它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互相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外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就会失去中心。
弗莱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有其文化语境，比如后现代小说的社会语境是“中产阶级”和“新新人类”，网络文学的社会语境是电子媒介和数字技术，儿童文学的社会语境是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等等。所以，文学的审美批评和文学的文化批评互相补充与有机统一的“系统批评”，是有助于全面表现文学的地位的。
当然，文学批评是对真理的追寻，是文学真相的发现，是文化的传递。如果批评失去了其应有的建设作用，那么它就只能推进文学的无效化。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知道了如何做批评，并不意味着批评家是完美无缺的法官，每一个批评家都可能拥有独特性的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伤害文学的因素，而是使批评生动活泼并且值得一代接一代去做的理由。文学的正常生态得以建立，几乎一边是作家，一边是有道德的、有修养的、有耐心的批评家与读者，没有健康而具有活力的文学批评，就没有温暖、幸福而美感的文学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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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弗莱.批评之路[M].王逢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刘芳（1979―）女，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武汉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