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近30年经济社会大发展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东部沿海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后国家适时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而武汉就是中部崛起的一个重要支点，今年武汉又成功成为 “两型社会”的试点城市。对此，武汉市政府发起了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和武汉大发展的讨论，多数人将重点放在产业升级和发展高科技产业以及节约能耗优化环境这些层面上，当然这些可以推动武汉的发展，但是不能作为是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内容，毕竟这些内容在全国甚至中部地区都已经成为了共识，无需再谈，只需付诸实践。同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政府无疑是背后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为此，本文将从政府的角度分析思想解放与武汉大发展的切入点。长期以来，无论是学者还是社会一般人士都明白行政监督对于行政权力规范运行的重要性，同时也设定了一系列制度和规则来保障行政监督顺利运行。但是时至今日，我国行政监督的地位整体上依然处在与权力不平等的地位上，监督的力度和范围都不足以与法律层面的要求相符，更与法理上的要求距离甚远，同时人们对行政监督的内涵和外延认识也基本稳定了许久。作为两型社会的试点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武汉应该从自身的特点出发重塑对行政权力监督的理解和认识，本文就致力于此。
一、行政监督与思想大解放以及武汉大发展的关系
首先，分析政府作为 “思想大解放”和 “武汉大发展”之间切入点的可行性。
第一，政府作为社会的一种特殊组织，他对整个社会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已有共识。20世纪政府的表现最为明显，最为典型的当属罗斯福的新政和东亚奇迹的出现，罗斯福的新政不但解决了当时经济危机对整个社会的极大冲击，同时又重塑了新的政府，确立了一种新的社会运作模式，这绝对算是一场政府领域的 “思想大解放”推动了社会大发展的经典案例；无独有偶，东亚经济奇迹再次证明了解放政府领域的思想可以实现经济的进步。其中东亚四小龙中韩国的经验尤其珍贵。韩国通过改造政府和自身政策使得其经济增长率得到了飞跃发展，如 “1960-1978年的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9%，其中1973-1977年达到了15%，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韩国迅速成为了一个新兴的中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实例充分说明了政府可以作为 “思想解放”的重要领域，可以作为推动整个社会大发展的开发领地。
第二，从理论意义上讲，权力和监督是同时产生的，是一对孪生姐妹。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监督的重要性， 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与腐败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上说，行政权运行的理想状态要以实际占有和行使行政权的人们在认知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完善性作为前提，而在现实中，执掌行政权的人们在上述方面的素质却往往是非完善化的，因此就难免导致行政权运行的失范。
其实在理论上，权力和监督的关系本身就有四种组合，如下图所示：
注：这里的强是指必要的监督或者权力，太监社会是指过于监督的社会。
从以上的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和监督的配置关系，目前我国已经走过了除强监督和强权力对应的阶段，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像武汉这种科教资源丰富和市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城市更会要求对权力进行严格的监督。
第三，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必要性无需深入分析了，重要的是我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具有某项特殊权力的市政府如何在内部建立一种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度从而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对于武汉市是否有能力或者有权力创建自有的监督模式，本文有以下理由证明武汉可以做到这点：
虽然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隶属于中央，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也是地方的代表政府，但是行政监督种类很多，内部的监督和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中的很大一部分副省级城市的武汉是可以自行决定的。虽然计划单列市目前已有副省级城市这个编制取代，但是其自身所拥有的特权却保存很多，同时，2007年12月7日武汉成为我国新型的 “特区”后，其又享受了许多政策上的优惠和特权，可以说目前的武汉自身的独特性已经非常的明显，构建一种适合自身权力状态的监督形式既有可行性也有必要性。
第四，监督与高绩效政府以及高绩效社会的关系。
传统的理论观点似乎一直都这么认为：监督只能起到抑制权力异化的作用，同时监督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影响效率，使得政府的工作效率受到控制，所以在追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时期，政府一般都不会要求对权力进行严格的监控(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了监督与高绩效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其实，监督和高绩效之间并非必然的对立，正常而必要的监督反而会带来很高的绩效。
监督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为了确保权力得到正常的发挥，而行政权力的产生根源主要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有了整体利益和正常秩序的存在整个社会的运行就会正常而顺畅，社会的效率自然就会得到提升了。因此，只要我们正确配置监督的架构，合理定位监督的方式，那么高绩效的政府将会得到实现，高绩效的社会自然就会显现。而武汉的进一步大发展就是追求一种高绩效的新型社会，一种两型社会所代表的新式社会。
二、武汉目前的权力运行和社会发展状态
在分析了行政监督可以作为思想解放的重要领域后，我们接下来就需要从武汉所具有的行政权力状态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重新定位行政监督的地位，努力为大发展中的武汉构建新式的政府运行模式。
武汉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前规模居于全国前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不断深入，武汉发展的脚步逐渐减速，虽然期间，武汉于1984年成为计划单列市，享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优惠政策，但是其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当前经过多年的经济转型武汉目前的发展已经逐渐走上了独特的轨道。
目前武汉市政府的权力配置与我国中央政府的状态基本一致，在权力运行上，也基本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但是效率并不高。在去年的一次关于武汉市政府行政效率的社会调查中，我们抽取了江岸、江汉、�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蔡甸、江夏、黄陂、新洲、东西湖、汉南13个区的各100个单位，抽取的原则采用大道等距离间隔的方式抽取，最后的结果如下：
注：A为认为有效率，B认为无效率，C不清楚，效率状态为百分比
将认为有效的和无效的部分做成折线图如下：
从这个武汉市权力运行状态折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认为有效的和无效的截然对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也就是说，社会中对政府权力运行状态的认知基本趋于相同，即多数人认为政府权力的运行没有效率。
对于武汉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目前我们可以认为其已经基本进入了工业化城市行列，技术、资本、土地、劳力引导经济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些方面政府只需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即可顺利实现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相反对于政府自身的思想解放步伐武汉却显得不过开放，在前面第一部分详细论述了行政监督作为思想大解放的重要切入点的可行性后，如何塑造新型行政监督以及塑造什么形式的监督便是余下研究的重点。
三、塑造监督的 “生产力”属性
监督是一种力量对另外一种力量的制约，从主观意图上来讲，监督既是对权力异化可能性本性的预防，也体现了人们向往正常权力运行，追求高效政府。长期以来监督就是在这种属性的价值追求下运行了几千年，直到现在依然少有人提及监督的经济性或者经济效益，进一步讲更无人提及监督具有生产力属性。
生产力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属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状态的衡量工具，是某个时期整个社会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不断战胜自然的力量表现。其实，生产力的这种本质的外延还可以延伸为某种推动社会发展或者引导人类进步的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是体现在物质形态上的，也可以是体现在文化精神层面的，既可以是直接的生产方式，也可以是间接的主动的引导方式。
在理论上将生产力的本质属性做了延伸后，我们就可以界定监督的内涵了。行政监督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人们对抗行政权力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工具，公平正义的属性使得监督在普通大众的视野中只能作为一种制约的力量出现。其实，在这种制约力量的背后，我们还可以发现，行政监督不仅仅是一种对抗行政权力的积极力量，也具有投入产出效应或者生产力属性，具体如下：
我们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来描述行政监督的投入产出状况。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即Q=f (X1，X2…，Xn)，Q表示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X表示生产要素的投入。当我们把行政监督作为投入的特殊生产要素X，将带来正常社会秩序进而为整个社会生产带来的最大产量为Q，则行政监督的特殊生产函数便可以成立了，即如下
Q=f (X1，X2…，Xn)， X1，X2…，Xn代表行政监督实施中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包括，人力，财力以及各种物质辅助设备等。
在论证行政监督是否具有产出效应时，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即行政监督的产出直接的效应是权力规范运行了，最终的结果之一是为各种生产活动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生产环境，同时有助于国家将各种生产资金真正投入到生产中，从而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行政监督的生产量必须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当然这种统计方法现在还没得到确认，可是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
至于行政监督的各种投入要素的计算方式与政府其他活动的投入计算方式一致。同时在计算行政监督活动的生产量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即行政监督的最终结果并非都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带来效率，同时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正常秩序，此时，我们只需将后者作为一种附带产品替代即可，相当于现实生产活动中总会出产不需要或者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样。
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行政监督的投入和结果关系还有另外一种符合生产规律的特性，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西方经济学认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等量地把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增加到其他一种或几种数量不变的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这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连续增加并超过这个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减的。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行政监督的数量并不是投入越多越好，而是要保持某个特定数值以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行政监督的效率作用。在现实的政府行政监督配置时，不能简单地平均安排在各个部门或者行业中，也不能随意扩大行政监督的力度(数量)，同样，在武汉构建两型社会的过程中，行政监督作为思想解放的一块重地，不能盲目运用。目前武汉市行政权力的运行状态在本文第二部分已有具体的描述，行政监督既可以达到规范权力运行的目的，同时又可以进一步带动武汉的整体发展，所以，正确认识行政监督并合理正确配置行政监督能够作为这次思想大解放的重点。
四、验证的方式
在明确了行政监督具有的另外一种属性后，我们需要用实际生活中的数据予以证明方能体现其科学性。由于行政监督的这种生产函数的特殊性，我们并不能采用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具体的经济测量指标，我们需要使用民意测验的方法予以认可。
武汉大发展在于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新一轮思想大解放需要行政监督的解放。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孙鲁军等.韩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3]王宗文著.权力制约与监督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葛晨虹.论权力制衡与行政监督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3（5）.
[5]PaulC.Light.“the tides of reform revised：patterns in making government work，1945-2002”.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6.
（作者：武佩将，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政府和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