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丰子恺自述，他原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偶尔为之，也是“虎头蛇尾”。1937年冬，日寇突犯浙江石门湾，丰子恺辞别“缘缘堂”，率亲族十余人仓卒西行，过着颠沛流离的“不平凡”生活。他常常在舟车旅舍之中，抽闲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日记之习惯盖自此养成”（《教师日记·原序》）。
到目前为止，已知丰子恺的日记主要有四种，即《教师日记》、“避寇日记”、“避难五记”和“黔桂流亡日记”。
1943年，时在桂林经营民友书店的黎丁（原名黄恢复）拟刊印“缘缘堂丛书”。丰子恺“恐此‘丛’不大”，遂于11月21日致信黎丁，计划在《艺术与人生》、《艺术学习法及其他》之外，再添加《艺术丛谈》和《教师日记》两种，并称《教师日记》“是向未出版的。一小部分曾登昔年《宇宙风》，大部分未发表。此书一出，预料读者必多。因近年相见的人，识与不识，皆言‘读过你的日记’。”但《教师日记》最终并未由民友书店印行，而是由崇德书店于1944年6月出版。崇德书店是丰子恺于1938年9月1日出资创办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跟随他一起逃难至内地的表弟周丙潮、丰同裕染坊雇工章桂等乡亲的生活问题。同年12月28日，日军空袭桂林，崇德书店被毁。因此，不少人基于这一事实，在著录《教师日记》版本信息时，想当然地把“出版者”崇德书店替换为本属于“发行者”的重庆万光书局。
《教师日记》所收日记起于1938年10月24日，止于1939年6月24日，共161则。其中，已发表者111则，未发表者50则。可见，丰子恺所谓“大部分未发表”云云，并不符合事实。连载于《宇宙风乙刊》1939年11月16日第17期至1940年10月1日第30期上的《教师日记》，计有145则，中有34则未收人单行本。1990年9月至1992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七卷本《丰子恺文集》，以1946年6月沪再版《教师日记》为排印底本，首次将已发表而未收入单行本的日记悉数补编了进去。
《教师日记》是丰子恺任教桂林两江师范学校和宜山浙江大学期间所写的，虽名为“教师日记”，但不纯粹是教学日记。除教学活动外，其内容多涉及乡居生活、躲避空袭、辗转迁徙和其他日常人事往来等方面的情况。《教师日记》一经发表，就备受读者关注和好评。诚如丰子恺自己所说的，“计所遇十人中，约有八九人读过此日记。而未曾见面之读者，远道来函询问或谈论此日记者，尤为不可胜数”（《教师日记·付刊序》）。
“避寇日记”有两组：一组写于《教师日记》之前，包括《决心》、《还我缘缘堂》和《一饭之恩》等三篇，分别载《少年先锋》1938年4月5日第4期、《文艺阵地》1938年5月1日第1卷第2期和《少年先锋》1938年5月5日第6期，副题均为“避寇日记之一”。一组写于《教师日记》之后，是我新近发现的，《丰子恺文集》未收。这组日记共有36则，约两万字，发表在黄埔出版社编行的《黄埔》周刊上。具体如下：
1939年12月1日、2日等二则，载1940年4月28日第4卷第8期；
1939年12月3日、4日、5日（第一自然段）等三则日记，载1940年5月5日第4卷第9期；
1939年12月5日（包括第一自然段）、6日等二则，载1940年5月12日第4卷第10期：
1939年12月7日至11日等五则，载1940年5月19日第4卷第11期；
1939年12月12日至16日等五则，载1940年5月26日第4卷第12期；
1939年12月31日、1940年1月1日、3日、8日、10日、11日等六则，载1940年6月30日第4卷第16、17期合刊；
1940年1月13日至15日、17日至20日、25日至27日等十则，载1940年7月7日第4卷第18期；
1940年1月30日、31日、2月1日、2日等四则，载1940年7月14日第4卷第19期。
这组日记以“避寇日记”为题在《黄埔》周刊连载五期之后，突然中断了。编者在第13期特登出一则启事，称“‘避寇日记’续稿未到，暂停一期”，但直到第16、17期合刊才见续载，一随名改为“避寇日记选”。关于改题的原因，丰子恺在致《黄埔》周刊编者信中是这样解释的：“避寇日记，二三日内续奉。今复加一‘选’字，因见有许多篇，与贵刊不甚宜，故挑选其适于军界读者，以付贵刊，或较相宜也。”（《附丰先生来信》，《黄埔》周刊第16、17期合刊）查看续载的日记，确有好几则写到“军界”的事情。从信中可知，丰子恺所写的“避寇日记”，还有相当一部分不曾发表。已发表的36则，现全部收入我所主编的“缘缘堂书丛”之一《子恺日记》（海豚出版社2013年8月版）。
丰子恺在逃难途中，写过五篇避难记，“曰《辞缘缘堂》，曰《桐庐负暄》，曰《萍乡闻耗》，曰《汉口庆捷》，曰《桂林讲学》”（《教师日记·原序》）。《辞缘缘堂》作于1939年9月6日，载《文学集林》1940年1月第3辑“创作特辑”，副题为“避难五记之一”。《桐庐负暄》作于1939年12月3日，载《文学集林》1940年4月第4辑“译文特辑”，副题为“避难日记之二”。严格来讲，这两篇避难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而是一种追述或依据有关日记改写而成的散文。关于这两篇避难记的写作或发表情况，丰子恺在1940年1月3日的日记中谈到过。至于后三篇，《丰子恺文集》编者推测说：“或题目改变，或以其他形式写出。”我倒认为后三篇很可能已发表，只不过尚未发现而已。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曾公开发表了其1939年所写的11则日记：
《绘事后素》，6月30日作，载1947年11月25日《天津民国日报》；
《看凤凰城》，7月9日作，载1947年10月27日《天津民国日报》；
《逃难板》，7月16日作，载1947年12月1日《天津民国日报》； 《宜山遇炸》，7月21日作，载1947年11月3日《天津民国日报》；
《荒冢避警》，7月28日作，载1947年12月1日《天津民国日报》；
《病中日记》，9月8日、9日、11日、12日、13日、14日作，载《论语》1947年11月16日第141期。
前五则日记的副题均为“黔桂流亡日记之一”，《病中日记》的副题为“选自黔桂流亡日记”。未收入《丰子恺文集》中的《绘事后素》、《看凤凰城》和《宜山遇炸》，眉睫在《丰子恺的（黔桂流亡日记）》中已全文披露（见《博览群书》2013年第4期）。眉睫认为，从时间的连贯性来看，《教师日记》应为“黔桂流亡日记”的一部分。这一判断，大体不错。但我觉得，既然属于两种不同名目的日记，还是要区别对待才好。如果单凭所谓时间的连贯性来衡量，那“黔桂流亡日记”也可以说是“避寇日记”的一部分呢！
读丰子恺的日记，印象至深的有两点：其一，丰子恺所作散文几乎都是浅近的白话文，而他的日记则多属于文言之作。这一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探究。其二，丰子恺遗留下来的两百多则日记，是后人了解其抗战期间一段时间内真实生存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日寇侵略中国、逼迫我民众背井离乡、四处逃难的有力见证。
附：避寇日记（节选）
十二月五日（星期二）
今日可谓平生最狼狈之一日，全日在焦灼，疲劳，饥渴，不快中度送。晨五时即起，一面属丙潮、钧亮等在家整装雇人速送车站外四里之公路旁大树下候车，一面与星贤携洋千元，于严霜残月中入城向饭店老板交车赁。至饭店，老板不在，于店头晨风中立等一小时，天大明，老板始至。引吾等往车上缴价。随之行，至站外三四里处，不见车。坐路旁等候约半小时。老板言欲去催，即起去。星贤亦返村催行李及家人。恐开车时刻延迟，将遇警报也。吾独坐久之，不见老板或车至。忽见吴志尧君在前相招。趋之，始知四家人物均已到齐，在大树下等候。吾嘱我赴大树下，而自去车站找老板及车。吾行至大树下见二王一周之家族及吾家四儿皆鹄立道旁引领望车，行李杂陈荒草地上，大小数十件，形如盗劫之物。群众见吾至，就问“车子”？吾支吾以对，但言留待。时已八点，警报时间已到。而骄阳灼灼，天无纤云，乃标准的空袭天气。候车之群众，目光时时集于北山之巅，常恐其有灯。来车甚多，而皆非所望。至九时，吴志尧君至，言车坏，正在修理；下午二时可开。诸人脸上皆现尴尬相。设吾有画兴，速写此时马路旁一群男女老幼之相，可得一幅出色之难民图。其中王羽仪夫人正在患病，不禁风吹日曝，今日破晓冒风霜而至，经三四小时之恭候，现已不能支持。令仆展帆布床而卧于一草屋之檐下。今闻下午二时可开，则尚有五小时之曝露也。至十时饭店老板同司机至，言修车今日难望完成。另有车藏在离此五里外飞机场畔，可载我等赴都匀。言已即偕司机沿公路去。但此一去，杳如黄鹤。吾等大小二十余人，忧心悄悄，饥肠辘辘，忽见山北挂一灯，则惊心动魄。此间东近车站，西近机场，北面阻江，南面炸弹坑到处皆是。设有空袭，我等向何处逃避？路旁行李数十件，如何办法？死守乎？丢弃乎？幸而十一时余灯即除去。但下午难免再挂。儿童呼饥，幸附近村中有米面，聊以充肠，吾但食橘子数枚，抽香烟无数。有人欲归去。但结果不行。因归去则车子绝望，况四家均是破釜沉舟而来，根本无家可归。于是再等。等至下午三时，饭店老板坐脚踏车而来。车后系一电器。言该车久不用，此器乏电，须入城冲电方可开驶。冲电须一夜，故明日可开。王羽仪君闻言，许以学校之电器借与。即派二工人入城去借。四时借到，五时该车开到。车甚小，以目视之，只能载道旁之行李。但司机索价二千三百元。吾等与饭店老板订约一千二百元，此司机全不认承。而饭店老板已于不知何时悄然逃脱，不知去向矣。时已昏黑，事已绝望，吾等决心就宿旅馆。行李挑夫无法雇请，犹幸司机允为装载，即纷纷搬运上车。搬毕，车中已无立锥之地。设照原价，吾等须包两辆，出二千四百元，方可人物俱载。若照二千三百元算，则须四千六百元方可抵都匀也。返城已上灯，就宜宾旅馆开房间，形似已抵都匀。诸人皆饥，入市求食。独吴君不食，约吾等向饭店老板交涉。吾与星贤兄准备放弃此金，不欲再见此棍。但吴君力邀；且吾欲一观流氓相，即随之去。吾日记时间有限，无暇描写此情景。但此确为吾生难得之经验。结果该流氓允还五十元，须于明日去领。吴君美意相劝，得此结果，诚为憾事！吾等除狼狈，劳倦与不快之外，又怀对吴君抱歉之忱。吾个人则又关念思恩之六人。彼等今日破晓动身，至德胜候吾等之车，日晚不至，必甚惊讶。今又无电话可通。只得置之不顾。黄昏后目暝意倦，无聊之极！宜宾旅店主人来谈。此主人甚殷勤，月余前吾自思恩来宜山，曾在此馆一宿，主人招待甚周。今日见之，吾心甚慰，方知人类社会中毕竟有爱之存在，尚可容吾等居。白昼所感之不快，至此稍稍消减。两夜少眠。今夜酣睡。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
七时开车，十时入都匀，探首车外，远眺近瞩，冀于路上行人中发见吾之家族，收得平安消息。此时心情，有如古人所谓“近乡情更怯”者。车停，一浙大学生来招呼，助卸行李，并为我在附近第一招待所赁定房间。以四十金赠司机，车即向贵阳开去。吾目送之，此不啻一宝筏，渡我超登彼岸者也。入旅舍休息，腹甚饥。于是先赴附近天津饭店进膳，拟于吃饱后再访家族行踪。所以如此迟迟者，亦古人所谓“不敢问来人”之心情也。正在点菜，忽有人力我吾手。视之，王星贤也。彼先我而至，适才见该学生，知吾已至，且正吃饭，即遍访饭店，于此相见。自六日晨在宜山体育场畔握别至今，已足足十天。当时我因心情懊丧，临别曾谓“我等不知何时何地再见”！方十日耳，竟于预定之目的地欢然相见，此乐更乐于新相知。况因星贤兄，得知吾家族早已抵此，卜居维新街一百四十六号，惟林先及丙潮一家，至今未至。又言彼等自五日空等汽车一天后。六日仍返燕山村，二三日后，始与其某同事共包一车，但车资甚贵，每票派得七八十元，共费四五百元，始抵都匀云。语罢，即起去，并许代为通知我家族。不久二女二男奔腾而至。相见之欢，虽渊云之墨妙，难于摹写。争述来时一路情状，有如相骂，邻座诸客，为之停杯。于是共午餐。吾畅饮茅台酒，略过常度，辞出饭馆，见初面之都匀处处可爱，胜如故乡矣。 初访吾家，见仅有楼二间，并无隔壁，形成一大间，约宽丈五，深约三丈，犹如大轮船之统舱，木匠正在修门，满哥坐守其中。察其环境，楼前为猪棚，楼左为厕所，楼下为灶间。据诸儿言，都匀有炮校常驻，房屋难觅，此楼乃前日在德胜助满姊元草上车之浙大同学代为设法觅得者。每月出租金十五元，而得此屋，在今日犹为幸运云，房东允借床四具，已得其一，余三具尚未送来，故诸儿日来皆席地而卧。吾路途劳顿，需要休息，拟暂住旅馆，待设备周全后，或另得较好之屋后，再行迁住。
下午访王星贤，其家在下菜园，离城约一里。其室方丈而阴暗，晨昏不能读书。但窗外有绿竹，颇饶幽趣。楼上亦方丈，家人皆席地而卧。参观既毕，坐幽窗下互叙所经历，皆叹惋。辞出已四时。返旅馆，属诸儿今夜停炊，当共赴中华饭店聚餐。全家十一人，十人已安抵目的地，唯林先一人不至，音信全无，未免美中不足。今夜之聚餐，为此须少饮一杯，诚为憾事！正卧床中纳闷，窗外有人狂呼“先姊”。起视，见栏外马路上丙潮夫妇及林先三人满身黄尘，正在一面与楼上诸人对应，一面拉挑夫上楼。吾待诸儿狂欢既息，然后问其经历。据云彼等一队最不顺利：在宜山及六寨等车，均留滞三四日始得成行，以故到达独迟。盖自十二月五日速装启程，以至今日之团聚，已历十二天矣。今日回忆此十二天之离散，各有痛定思痛之感。是夜中华饭店之晚餐，遂成团圆夜饭。亦可谓之吾全家在都匀之“最初之晚餐”。餐后列一表，自十二月四日至十六日共十一格，各队于每格中填写其行踪，形似《史记》年表。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元旦（星期一）
抗战以来，三历元旦，今日印象特佳。破晓四时半，各处军号声如晨鸡，远近响应。随后唱歌声步伐声不绝于耳。军队皆赴早操或集会，吾亦不待鸡鸣而起。一年之计，在于此刻，不可以不敬也。早膳后入市，见各界庆祝元旦之大游行队。炮校，师范，小学，以及其他各机关，联成一大队，皆严装，佩廿九年新徽章，气象森然。四行并进，全队延绵至一二里之长。吾抱新枚立道左，手酸思归，为队所隔，不得穿过。待全队通过，始克穿道返寓，手臂酸痛不可当矣。此游行队约计有数万人之多。都匀区区一小县耳，且有此壮观。全国健儿，为数当不可胜计。以此制敌，何敌不克？以此图功，何功不成？吾参观游行会归来，沐手敬绘释迦牟尼佛像五帧。以其二寄赠弘一法师，其一寄赠李圆净居士，其一赠丙潮之父，其一归满哥供养。元旦画佛，最为恭敬。吾人年中不免罪过。今二十九年肇始仅数小时，吾于其间未犯何种罪过。至少在二十九年是清净之身。以此清净之身手，绘写佛像，乃最恭敬。所写之相，亦最近于十全也。愿藉佛之慈力，消彼暴寇，使最后胜利早归于我，宇内群生，成享和平之幸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