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朱克曼曾对科学界精英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之间存在着师徒关系。这就是科学研究中的“近亲相传”（inbreeding）现象。通俗点讲，这就是“名师出高徒”。例如，世界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的J.汤普森和E.卢瑟福，他们不仅都是诺贝尔奖得主，而且还培养了多达17位诺奖获得者。
那么，为什么大科学家常常是大师的学徙呢？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对此有过精彩描述：“科学发现的那些最重要的前提就体现在一些重要的研究学派中。大师的日常工作会将这些前提展现给聪明的学生，也会将指导其工作的某些个人性的直觉传给学生。他选择问题、技术的方式，对新的线索和尚未预见到的困难的反应方式，他讨论其他科学家的工作的方式，他对大量绝对不会实现的可能性进行持续不断的猜测方式，起码会反映出他的一些基本的洞见。”在此，波兰尼以科学研究的卓越标准来强调师徒间知识传承中的默会认知（tacit knowing）。若用郁振华的概括则是，“名师出高徙”这个认识论的基本事实揭示了“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在知识传递和知识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又或是，“科学无国界、研究有传统”。
不过，令人依然困惑的是，为什么“默会知识/默会认知”会具有如此显著的功用？郁振华在其新书《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中这样解释道：“默会知识概念具有很大的理论潜力，它在挑战古往今来认识论上的各种成见和教条的同时，也将对人类知识问题的探讨，带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境界。”与波兰尼主要着眼于科学知识的本质及其合理性的探讨明显不同，郁振华考察默会知识概念的目的则在于，以克服“认识论的危机”为问题导向，从多种概念关系入手，勾画出“厚实的认识论”的概念框架，并力求实现“认识论的实践转向”的意义。平白一些说，“现如今，鼠标一点，就能通达各类数据库，但是，如何将其运用于创造性的目标，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的另外一回事就尤关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而非长期以来人们聚焦的命题性知识。简言之，默会知识概念是对人类知识的一种颇具生发性的哲学理解，其功用远远不止于更合理地解释“科学无国界、研究有传统”这样的认识论事实。
对默会知识的概念考察，是积极应对“认识论的危机”的一种可能的方案。郁振华首先是从如何改造认识论来切入默会知识概念考察的。近代认识论的表征主义特征，即认为知识的本性是内在心灵对外部对象的表征，常是批评者的靶心。以罗蒂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表征主义混淆了因果说明和辩护，并据此拒斥认识论。泰勒则主张，重要的是对认识论问题和概念区分作出重新表述，而不是简单地放弃它们。对此，郁振华认为，后者提出了充满希望的课题，因为无论如何人类知识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转换的是研究的视角和进路。
实际上，默会知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波兰尼于1958年在其代表作《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中提出的，是波兰尼思想的核心术语，被公认为是他对哲学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与这个概念密切相关，波兰尼有一句名言：“我们知道的多于我们所能言说的。”就其认识论蕴涵而言，郁振华指出，它意味着考察默会知识概念首要的是与知识的表达问题关联起来。对此，维特根斯坦式的进路，即以知识的语言表达强弱界限的区分为出发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且可信的视角。郁振华倚重于该种进路，深入分析了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所可能涉及到的多重概念关系。
首先，围绕着知识表达问题上的“默会的和言述的”这一概念关系，郁振华考察了默会知识问题与语言表达问题之间的义理，挑战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命题导向的知识观”。在传统认识论上，人们关注的是命题性知识，即便顺带提及能力之知（knowinghow）和亲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等也仅是礼节性的。若仅仅指明这种狭隘性，还不足以克服“认识论的危机”。郁振华主张，综合波兰尼传统、维特根斯坦传统和现象学一诠释学传统以及其他相关哲学家的思想，以默会知识问题来重述认识论问题。其中重要的理由莫过于，“默会知识论所关注的，并非可以表达的东西和绝对不可表达的东西之间的界限，强的默会知识论关注原则上可以充分言说的知识和不能充分言说的知识之间的界限，而弱的默会知识论则是在原则上可以充分言说的领域之内，关注事实上被言说的知识和未被言说的知识之间的界限。”也正是基于这些界限的理论敏感，郁振华强调指出，维特根斯坦派学者不仅肯定了默会知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进一步主张默会知识之于命题性知识的优先性和根源性；不仅触及了默会知识的两大主要类型，即能力之知和亲知，而且触及了这两者间的关联。
同时，以默会知识问题上的维特根斯坦式的进路为出发点，即从默会知识概念的强弱之别的问题意识出发，郁振华分疏了波兰尼的默会知识概念的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两种含义：其一，默会能力及其运用，它属于强的默会知识的范畴；其二，辅助项的不可确切指认性，它属于弱的默会知识的范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郁振华还作出了一种融贯的理解，即这两种含义之间有内在联系，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因素，前者是对后者的整合。简言之，郁振华就“默会的和言述的”这一概念关系的论述，既是在辩驳熟知中的谬误，也是在相关学者之间建构对话关系，进而开放出入类知识之默会维度的可理解性的概念及其意义问题。
其次，围绕着“分离的和交接的”这一概念关系，以及与之相牵连的具身性和非具身性、直接性和间接性等这些人类知识问题上的重要概念关系，郁振华继续考察了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与西方近代认识论相关，即“单薄的认识论”上的表征主义、主客分离思想、非具身性等观念，构成了默会知识论的又一个挑战目标。郁振华从波兰尼“通过寓居而认知”和“寓居就是在世”等表述的认识论意蕴出发，对海德格尔的“在世”观念作了一番认识论分析。结合相关资料，他将默会知识论与现象学传统勾连起来，并做到了相互阐释。比如，在克服笛卡儿以降的心物二元论，主要是在其主张的心智的非具身性问题上，郁振华通过辨析波兰尼的认识论上的具身性维度与梅洛一庞蒂的，“身体是在世的媒介”、“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上的锚地”，一些表述妥当地做到了会通。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郁振华的哲学工作主要是本着这样的识度：“如果说，近代认识论的狭隘之处在于它看不到非表征类型的知识，那么，它的肤浅之处在于它看不到我们与世交接、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活动的根源性。也就是说，在人类知识问题上，表征主义不仅是以偏概全，而且只是一种皮相之见而非探本之论。”概言之，就推进默会知识论的研究而言，郁振华的研究与其他学者的相比较，某些具体观念上的异同并不算特别重要，重要的在于识度上的深浅和视域上的宽窄，或者说问题意识与解释方式的结合高明与否。 再次，围绕着“普遍的和特殊的”这一概念关系，即以西方哲学两千多年以来“重普遍而轻特殊”的思想倾向为挑战对象，郁振华着眼于波兰尼的具体的能力之知的识度，即波兰尼把技能和鉴别力视为默会知识的典范，认为在它们的培养上，具体范例比一般规则更为重要，从而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康德的判断力概念等包容并融贯起来，并通过阐述启发性应用、类比思维或范例推理等概念，力图彻底纠正“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传统认知。同时，围绕着“批判的和非批判的”这一概念关系，即以笛卡儿以来的那种一味推崇批判、怀疑的哲学倾向为矛头所向，郁振华揭示了波兰尼自我标榜的“后批判哲学”的深刻之处。试举一例，波兰尼认为，在批判哲学那里，“所有信念都被归结为一种主观性，即被归结为一种缺陷，知识因此而缺乏普遍性”，那么，在后批判哲学视域里的怀疑和信念是何种关系呢？郁振华综合波兰尼思想指出：信念有三种含义，其一它是主观的，它是人们武断地持有并可以随意更改的东西；其二它是个人性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承诺，是人们带有普遍的意图负责任地拥有的东西，与外部世界相关联；其三它之为共同体的概念框架，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一般本性的看法，构成了人们的世界观。当批判哲学贬抑信念之时，它只看到了信念的第一种含义，这是贫乏的、狭隘的；而后批判哲学则十分重视信念的另外两种含义，这其中的道理正如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所言，“怀疑来自信念之后”。除此之外，郁振华还对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些重要论题等作出了回应，如“没有认知主体的认识论之批判”、“认识论与‘心理和逻辑之辩’”、“自然科学和人的研究的关系问题”等。当然，这些回应皆是以展现默会知识论的认识论蕴含为旨趣的。
可以说，正是基于上述多重概念关系的发现、重构或发明，郁振华字面上在批驳传统认识论的多种成见，在提供默会知识论的理解，但暗中却引领我们进入了“厚实的认识论”这一哲学问题的追索之中。用郁振华的话则是，“默会知识论之质疑传统的命题导向知识观，不是贬低命题性知识，而是试图在以具身性在世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知识的整体结构中为它寻找正确的位置。”对于默会知识论的这种理解，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郁振华是否给我们提供了可理解性的概念。对于认识论的单薄或厚实与否，这说明了我们对认识论至少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妨说，在郁振华那里，单薄或厚实与否，这里的形容词，不是用来指字面上的单薄的或厚实的认识行为、单薄的或厚实的认识维度，因为如此理解，我们还是无法认识到郁振华哲学工作的目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单薄或厚实与否，它们是用来把握某些认识行为、某些认识维度做出的理解是否充分、是否足够具有现时的思想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厚实的认识论”之意义，或默会知识论的意义才是哲学本身。这也就是，我认为，郁振华在默会知识概念考察之中追求实现其哲学理解，亦即他用默会知识来说理，发现了一个有关人类知识的更可欲的理解架构问题。这可以概括为，“厚实的认识论”是以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来强调认识论实践转向的意义：行动的领域和语言的领域一样是公共的、客观的、透明的；在我们的概念地图上，默会知识概念既不在心理层次上，也超越了语言层次，它坐落在行动或实践的层次上。
然而，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如何理解哲学本身从来就是个大问题，亦即有关人类知识的理解架构问题一直都是思想诱惑的渊源。比如，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相信，哲学剩余的唯一工作就是语言分析。对此，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不无嘲讽地评论说，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伟大哲学传统以整个宇宙的真理为己任，而到了20世纪，哲学探索的领域竟抽缩得如此狭窄，不啻堕落。两者孰是孰非，并非无关宏旨，但若哲学思考缺乏可理解性的概念却必会导致话语失控、意义丧失。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种广义的逻辑研究的默会知识论，不仅可以更合理地解释“科学无国界、研究有传统”这样的认识论事实，不仅在多重视界和深度上而非单一线性地分析认识论问题本身，而且其概念潜力的发挥必将能够使中国传统知识资源得以更富智慧的理解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