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研究起源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法国比较文学家莫哈在其论文《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中指出，让玛丽・卡雷的工作“就将法国的比较文学引向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角度。” “如果说当时尚未明确使用‘形象学’这个词，那么，这一研究的基本原则已经被提出来了。”随着比较文学对形象研究的深入和其影响的扩大，众多学者通过形象研究的角度对文学，历史，国际关系及媒体研究中的异国形象及文化差异问题进行审视，力图从学术与实践两个层面拓宽学科研究的领域并指导各国交流中的文化问题。形象研究对各个领域研究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促进了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及加深了对异国文化的认识。
一、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形象研究
形象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的重要性是通过对文学作品中“异国形象”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使比较文学的研究更多与文化、社会、历史的研究结合,体现出它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突出形象研究的意义。
法国比较文学专家巴柔在其论文《形象学理论研究：从文学史到诗学》中主张，文学形象的研究能够促进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而进一步促进比较文学的发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随着形象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带有跨学科的特征，学科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教授合编的论文集《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亚洲形象》通过对有关亚洲的西方文学作品的解读，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分析西方社会对亚洲所形成的正确或扭曲的认识。其研究本身就是将比较文学与历史，社会研究融合的一种尝试。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对此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学者的研究角度多是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出发研究异国形象问题，根据金安利在其论文中所述，比如周宁在其论文《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中系统考察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形成的历史，其中参考了大量的游记与历史资料，是将文学与历史结合的典型例子，而他所著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丛书分专题探讨7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里中国形象的生成和演变。这是近几年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中国形象方面最厚重的一套著作。此外关于异国文化中的形象问题在近年也涌现了大量优秀论文，比如杜平的《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姜源的《异国形象研究：清朝中晚期中美形象的彼此建构》（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李雁南的《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姚京明的《中国镜像的明与暗――葡萄牙十六至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等等。
而以上诸多比较文学专家从形象研究的角度，从历史和社会的层面分析作家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异国形象及其影响，本身促进了各个学科的融合与交流，体现出形象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
二、历史与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形象研究
形象研究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美国学者为代表所著的研究成果中,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异国形象的研究及国际间的相互观察，深入认识历史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这都是基于实际战略利益的需要。这样的研究提升了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异国间的交流。由于历史与国际关系研究常相互交织，故本节将一起进行讨论。
美国的形象研究建立在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体现出美国学界一贯的实用主义特点。在历史领域也是如此，其中以费正清的研究最为突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费正清在1969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提出了二十世纪70年代研究东亚的主要任务。需要培养精通业务的人材，“但领导必须由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的人来担任”。所谓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扩张目的服务。是研究中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争霸战略。费正清认为：“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费正清的演讲对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费正清从二十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撰写如《认识中国》等涉及中国形象研究的论文，并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形象与对华政策》，并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涉及到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除费正清外，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的研究也非常突出，自入江昭(Akira Iriye)在1960年代开创性地把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形象视为促成外交政策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来，美国的对外关系史就再也不是一部主要由政治家和外交领袖们的活动所组成和界定的历史了。形象研究使“非国家性行为者”登上了外交舞台（William Kirby）。他的研究更多是通过历史研究为国际关系的战略利益服务。在国际关系领域，著名学者韩德(Michael Hunt)曾使用“形象”来研究1914年前美中特殊关系的形成，指出美国传教士向决策者公众提供了中国情况最原始的来源，对美国1900年关于中国“门户开放”外交政策的形成具有影响。但在韩德那里，这一“形象”主要是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了认知的基础，而不是造就了直接的压力。杰斯普尔森的《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利用民意测验数据展现了这一形象在公众中所凝集起的舆论力量，出色地证明了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所产生的实质影响。这一研究为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文化阐释举证了一个优秀的范例，把美中关系史的“形象”研究提高到了个新的水平。
中国学者对于美国的在华形象问题也予以重点关注，根据金灿荣的分析，涉及美国在华形象研究的中国学者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玉圣副教授。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我说美利坚》《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等专著，这些专著已经受到中美研究界的普遍重视和好评。另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研究员，代表作是《中国的美国研究》(《美国研究》1987年1期)和《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美国研究》1988年4期)及《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还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教授，代表作是《对当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看美国的几点思考》(《美国研究》1989年2期)；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罗荣渠教授，代表作是《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 (《历史研究》1980年3期)和《对中美关系的一种中国观点》(《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2期)。
综上，美中两国学者在历史与国际关系领域对彼此国家的异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而这些研究除学术的考虑之外，更大程度上有服务于现实政策与外交的作用，通过这些研究的进行，中美两国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对推动了和平外交事业的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三、媒体中的形象研究
媒体领域的形象研究的重要意义是通过分析媒体满足现实利益的需要的策略,体现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宣传策略,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竞争。同时促进文化的彼此了解。新闻传媒机构都是一定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宣传的形象本身反映的是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以布什政府领导的反恐战争为例，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强化战争的正面形象，而传媒受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而不得不特意强化这点，经常以“客观、公正”面貌出现的CNN，在对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上，其总裁也按照上面的意思，下令要求其编辑和记者不许播放阿富汗贫民受害的镜头。中国学者在美国对中国的传媒形象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诸如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潘志高《〈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众多的著作，近年来同时还有大量的论文面世，这些作品多关注与美国媒体对华正面或负面报道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利益动机，深刻分析了媒体宣传的形象背后的现实利益冲突与分歧。
无论是在比较文学，历史，国际关系还是传媒领域中，形象研究都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作用的几个方面即促进学科的融合，增进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以及满足现实战略利益的需要都对文化与文化之间建立互信互利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形象研究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学术视野，需要更多的学者进行开拓。
参考文献：
[1]孟华编.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姜源.中美文化交流与形象建构批评（胶印试用本）.2005.
[3]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姜源.“20世纪中期欧美异国形象研究及其后来发展”[J].四川大学学报，2005(2).
[5]金安利“近十五年来国内形象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当代文坛，2007.
[6]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7]李正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状况”[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6）.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