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知识分子的两种特性――批判性和建设性始终保持着适当的张力，但其受到社会因素的深刻介入，存在着异化的危险；特别当知识世界受到金钱和权力的侵蚀时，知识分子要保持传统批判精神的气质就相当困难。知识分子面临着道德与利益的艰难抉择和激烈的思想斗争，这种抉择和斗争进而在中国引发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对中国社会文化意识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 键 词 中国知识分子 道德担当 批判精神
作 者 孙蔚，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讲师。（杭州：３１００１２）
最近，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在《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６年第４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学术良知”和“学术谱系”何以成为问题》的文章。文章对学者的“学术良知”在当今日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社会里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危机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对当今的学术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学术制度的安排本来的目标是追求合理与有效，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走向反面。然而，何中华教授的论证却仅限于对学者在学术界的角色行为的社会学和伦理学分析，对学者或知识分子何以遭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受到外界环境的束缚及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分析。不过，笔者同意何教授的观点：道德担当和批判精神始终是知识分子必备的品质，这是任何力量所无法消灭的。本文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困境进行社会解构，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社会影响、及其出路试作探析，希望同何教授一起来探讨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的妥协：在困境中选择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在思维模式和精神内核上有一定的共性，这些共性成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世界中的基本精神价值。那就是，对正义、良知的追求，对丑恶和不公的鞭笞，对自由、平等的敬仰和维护等。因此，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因为他们拥有的知识资源不具有稀缺性，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其所拥有的知识资源；他们不至于卷入经济、地位、权力的争夺之中，能够超越于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的利益之上，具有超越性、客观性、批判性。亨廷顿就认为，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他们所效忠的对象改换了。
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重要的本性，就是发挥政治介入作用。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不是单纯掌握知识的人，也不是独立于一切阶层之外的社会良知，而是那些具有知识而又在一定社会结构中参与领导上层建筑的“社会活动家”。他认为“有机知识分子”主要起到建设和积极参与的作用，不仅创造和丰富了新文化，而且能够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和政治架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的力量就体现在它为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做了什么贡献，对社会有什么建设性作用。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显示出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批判与建设的张力，无论辩护与反抗、解构与建构、劝谏与鞭笞在知识分子的灵魂中如何摇摆，知识分子还是被定义为有着令人敬仰的品格的。
但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真的都拥有令人敬仰的品格吗？当知识和知识分子沉没在社会世界里，我们很容易看到事物发展的另外一面。在哈贝马斯看来，真理应该产生在理想的沟通情境里，即它需要一个没有内外制约的社会论辩脉络和政治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事实是，知识的急剧扩展和复杂化使得知识世界结构化到更高层次的系统层面，比如学术机制，也就是说系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把知识世界控制了；同时，知识世界也只是生活世界（社会世界）的一个“有限意义域”，在生活世界体系里只处于从属地位，也无法摆脱整个生活世界制度体系的制约。因此，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尽管对自由、公正、良知的追求是这个群体的天然本性，但它的实现却只能依靠或存在于相对而言未曾分化的生活世界；进而，当知识分子群体被组织化到复杂的知识世界制度体系里时，就更无法摆脱知识制度体系以及社会制度场景的约束。这种制度系统上的复杂性也要求我们，不能光依靠直观式的研究路径，而必须对其进行相应的系统分析。
在系统世界里，发挥对知识分子影响的力量无疑主要是金钱与权力。在这里，金钱不仅仅关乎知识分子获得收入的多少，而且还考验着其在市场社会中能否遵从伦理的价值观。当然，如果理想状态下的知识分子能够按照符合伦理的市场逻辑在地位、资源、收入等方面获得公正的分配，我们说知识分子与其相对应的社会结构是匹配的，他可以按照正常的行动逻辑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才干，为社会和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但是正如系统生成的复杂性，知识分子在不断创造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形塑着制约他们自身生活世界的机制，这不仅包括学术机制，还有社会机制。如，知识分子一方面提供其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和阐释以及个人化研究，另一方面会把自己的事业定位在社会实践领域，把自身的远大目标与社会变革、社会解放结合起来。其结果便是，参与形塑系统的知识分子便有可能成为权力体制中的一部分，当然，首先他必须顺应和拥护这种体制，否则将受到压制。因此，对于知识分子群体而言，由于他们在社会实践领域无法抗拒其所创造的生活世界，而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生活世界的被统治者，这些必然与他们的传统精神气质发生对立和冲突。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及其生活世界也就有了被金钱和权力侵蚀的可能。
因此，对于进入社会实践领域的知识分子来说，要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困难的。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形成巨大威胁的还不仅包括来自外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压力，知识本身的专门化和职业分化等因素也使得知识分子难以保持独立的品格，所谓知识分子的困惑也正在于此。一方面，知识分子与权力、意识形态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意识形态凭借着强大的话语权力实现着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从而导致从事知识和意识形态生产的知识分子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在各个专业领域和各个机构中工作，面临着实际的物质问题，即，不管知识分子如何代表更崇高的事物或者终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道德都以他们在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用知识换取收入为起点，知识分子的专业分化和职业化开始压制并逐渐取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可见，说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是知识分子在权力与正义、唯利是图与遵从原则之间做出的妥协反应，有一定的依据，参与而不是背离、建设而不是批判、劝谏而不是斥责，似乎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现实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与福祉做出实质性贡献。而关键是，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所体现出的优先序列的品质，以及这样的序列是否经得起品质的长期考验。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阶层无论在政治、经济地位还是在思维方式、生活行为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和政府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面的全面反思和调整。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知识分子的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的提高，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他们积极投身经济改革与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不遗余力。但如前所述，中国知识分子也绝然无法摆脱整个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特别是当整个社会条件不断发生变化时，知识分子要保持纯粹性就非常困难。在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加剧分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地位发生的位移、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发展等，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利益诱惑和精神气质之间徘徊。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把握这场社会变迁的主动权，其结果是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分化愈加明显，即知识分子群体分化为若干个层级谱系，而每个小层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所持有的价值观以及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则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显著表现为：一部分强势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得到明显的提升，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与权力阶层的关系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又一部分滑落到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弱势位置的知识分子，不仅没有社会发言权，有的甚至连温饱都难以为继。再从知识分子群体所持有的价值观和发挥的社会功能的演变趋势来看，无论是强势还是弱势，都正在发生一个总体性的转向：即从公共性向专业化转变，从正义性向利益化转变。从公共性向专业化转变，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对清明官员的渴望、对权力崇拜的文化积淀，产生了一种对权力的依附意识和卑微心态，并进而表现为对安分守己的期待，以及希望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实现自己应有的社会价值。而从正义性向利益化转变，究其原因，是当代社会物质取向的价值观在作祟，于是，出现了知识分子为捞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利用自己在文化和知识资本上的优势，不仅在学术圈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而且同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结为一体参与并影响政治活动的现象。可以说，不少原本应该作为社会正义和理想代言人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走向传统意义知识分子的对立面，相当一部分只能算是以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职业群体，用知识和技能服务于中国现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秩序，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和批判精神正在远去，剩下的是功利主义的盛行。我们不得不担心这种知识分子的分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而对中国社会文化意识变迁方向的影响，及其将给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推进带来的深远伤害。
中国当今社会文化意识的结构变迁，知识分子功不可没。知识分子在不断创造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形塑着制约他们自身生活世界的机制，这既是一场人为的社会构建，也是一场历史生成过程，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无法把责任全部强加于知识分子身上。但是，在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演变过程中，可以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力阻腐朽思想的蔓延，反而深受金钱与权力的控制，与狼共舞；其在社会转型期间所体现的自私、胆怯、明哲保身等特性一览无遗。这种价值取向本身就深刻地影响了现实社会意识的形成。笔者不禁要质问，所谓“富裕阶层”中部分人物所诞生的社会条件与这些知识分子有没有直接或者间接联系？既得利益阶层在通过控制媒体全力维护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的过程中有没有知识分子的具体操作？一些知识分子为了迎合部分政治和经济利益团体的喜好，对强制生产和推销民众并不喜欢和无法接受的知识和精神产品究竟有没有责任？正如美国学者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要不停地反思自己的处境和思想模式的来龙去脉，中国知识分子也到了要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时候了；不仅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还要更加仔细地辨认中国社会的现实，并且经常问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能够为建设更加公正、民主、自由、幸福的中国做些什么？为制止社会强权做些什么？
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美国学者科尔曼认为，社会科学的功能不仅仅是认识社会，建造社会，而且也是为了改造社会。他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提出了重建社会的任务，但他也指出，重建社会的方案是社会系统中的所有行动者通过集体决策制订的，而不是由理论家制订的，从而提出了知识分子作用的有限性。笔者认为，重建社会的任务缺少不了知识分子的参与和贡献，但此时，必须首先呼唤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和批判精神的回归。尽管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市场与权力无处不在侵蚀着知识分子的心灵，一部分人以个人价值的实现为目标；一部分人跪倒在权势和金钱面前，甘愿丧失人格与尊严；却也有一部分人能够清者自清，在诱惑面前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积极为改变中国的面貌鼓与呼。在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矛盾也日渐凸显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应该积极发挥建构作用，担当起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保持批判的姿态，为中国指明科学发展的方向，为铸造民族的精神、构筑时代的文化生生不息。
注释：
①本文所涉及的知识分子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
参考书目：
〈１〉杨善华．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周晓虹．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 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
〈４〉赵宝煦． 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５〉哈贝马斯． 沟通行动论． 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４
〈６〉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
编辑 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