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过，国人惯于把做人和做戏混起来，在生活中也演得很卖劲。以前我对此颇为不解，现在经过那么多年对人情世态的体味和观察，我觉得先生真是洞若观火。在平时生活交往中，为着面子，那种你勒紧裤腰带弄点排场给我看、我打个胖脸给你看的例子就不必拿来说了，单说那些下面演给上面看，上面演给下面看的戏，就更见表演功夫。
一般来说，这种表演必然包括全部出动打扫卫生，“欢迎领导莅临检查工作”，这是第一要务，并不是为满足单位职工、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的需要，而是做给(表演给)领导看的。
有些地方，演技更好一点，会把有碍观瞻的断壁残垣粉饰一新，或专门修些长长的、粉刷漂亮的墙壁，把那些丢面子的贫民窟、破落户挡起来，藏起来，唯恐破败的景象影响领导的视线，败坏一副好心情。
更高水平的表演，就不光讲硬件，还特别注意软件，诸如见人就笑等“市民十准十不准”之类的“文明礼仪”，在“活动期间”会被着重强调，尽管活动一结束一切都回到从前。有时候，为了确保演出万无一失，清理可能上访的民众也是十分必要的。
下面演给上面看，演得认真，演得完美，会获得高度评价，会被安排更重要的“角色”；演得不好，对不起，此君缺乏艺术才华，连目前的“角色”都有不保之虞。所以，即使是个棒槌东施，此时也要不惜血本化妆成西施，给我演好�。
上面需不需要演给下面看呢?也是需要的，要演出清廉、正气、高大的形象，直到看上去无可挑剔，才能让人敬仰啊。至于落马后被发现原来是个“双面人”，如何之贪腐、卑鄙、龌龊，那就不管了，在台上一天，就要演好一天，也还算有点职业精神。
除此之外，还有国内演给国外看、国外演给国内看的戏。不过，后者超出了我的见识范围，不敢乱说；前者的情况熟悉一点儿，可以一说。
比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看看我们如何演戏给老外看：“尼克松来，北京做了充分准备，可以说是全城动员。许多被访问单位都大搞清洁卫生，粉刷一新。市面上多了一些水果、蔬菜、食品、百货之类。王府井一带，市招(招牌)为之一新，认得出哪家铺子是卖什么东西的，是一大改观。书店里陈列了《红楼梦》等书，供外人选购。治安保卫，更是抓得很紧。尼克松的群众性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看戏，一次是看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原定是(观众)每五人中有一人鼓掌，后来临时改为全场起立鼓掌，首尾共两次。”(摘自北大教授罗荣渠回忆录《北大岁月》)这样的戏让国人看了熟悉且对胃口，以为外国朋友也会喜欢，岂料他们并不领情。结果，我们习以为常的表演，在一些外国观众那里被喝了倒彩。这不是因为我们演得不好，而是我们演得太好太投入，好到以假乱真。而这一点，恰恰是外国朋友无法接受的。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喜欢、不容忍将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活动弄成演戏；他们对于真与假，做人和做戏，分得很清楚。
在种种或大或小的演戏之中，或多或少的国人粉墨登场，久而习惯。如此，演戏的人假戏真做，看戏的人假戏真看，配合默契，慢慢地把演戏与做人，把看戏和看事混搭起来，即使演“假把戏”时也全情投入，即使看“假把戏”时也心领神会，形成了全民演戏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