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是我们曾经引以为骄傲的民族文化。《孙子兵法》的“三十六计”、“七十二招”，不仅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成了我们政治斗争、商务往来时的一种谋略了。甚至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也是一天到晚忘不了“算计”，这个算计，不少就是谋略。而且，一用就用了几千年。当不择手段，只图结果被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可时，规则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在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的彼此活动中，凡是重谋略、轻规则者大多为弱势一方。当在阳光下的擂台上不足人家的对手时，就想到了擂台下的绊脚石、陷马坑、放冷箭。当公开角力挨打的时候多了，自然就学会了“声东击西”，学会了“暗度陈仓”，甚至拉出了女人使上“美人计”。如果弄不到一面正义的旗帜来张扬，谋略不就是卑鄙的一种手段吗?更何况谁是“义”呢?“义”的保鲜期又有多久呢?
一个皇帝“革”了另一个皇帝的命，是被革命的正义，还是革了人家命的正义?当革命仅仅是为了“打江山坐天下”的时候，“义”也就是“利”了。那么，没有义，只有利的斗争，再伟大的谋略不都是阴谋吗?
在我们古代的侠客文化中，侠客们是讨厌谋略的。哪个大侠若有了顺手牵羊或攻其不备的行为，会遭武林鄙视的。那么武林中的侠客真的就讲武德、重规则吗?其实未必。我们的侠客文化是舞台，是说书，是读本中的符号，而不是现实中的规则。
那么，为什么谋略会如此长久地成为人们运用自如的一种生存手段呢?这就是我们缺失在大千世界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存理念。我们信奉的法则是“成者王侯败者贼”。我们弱小时，就用谋略去以弱胜强；我们强大时，就用重典与王法治国、治民。可惜的是我们弱小的时候挨打，我们强大了也遭人家谋略的冒犯，所以谋略于我们就比规则重要了。以致我们强大到能制定法律做武器、制定规则当裁判时，我们还舍不得丢下谋略这个“暗器”，去干“欲擒故纵”、“无中生有”的事。
曾一度我理解不了，按说武松去打蒋门神还用得着使个“美人计”，玩儿个花招吗?关羽斩华雄也犯不上“攻其不备”吧。不用的，公开PK就是了，我是强者我还用得着玩儿暗器吗?可为什么即使有了伟岸的身躯，使出的招数仍是弱者惯用的手段?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对“谋略”情有独钟?现在看来答案并不复杂，一是源于文化上的积习，二是策划者本质上的虚弱。明明是官商勾结的一次阴谋，却策划出了一个“经营城市”的“理念”来进行征地、拆迁；明明是国有资产的一次转移，却能谋划出“资产重组”、“改制合资”的方案来推进。不少事情不能在阳光下操作，“回避”大众、“绕开”监督，就是因为他们在公正和道义之下需要“化妆”，在法律和规则的面前很“虚弱”。
如今，我们国家的管理体制正逐渐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在国际上，我们的国家也正在强大起来，我们的政权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稳固。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姿态，这个姿态就是遵守规则、程序，恪守照规矩办事的原则，捍卫人类在阳光下的体面和尊严。如果一个强者不是首先放弃在人际关系交往中的谋略行为，那么弱者就永远不会遵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