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天，我来到任作民孙子任正农家采访，看着这个充满温馨而又朴素的家庭，听着这位红色后代平易的叙述，我从中能感受到红色后代那种谦和的精神魅力和平和的心态，同时也看到了一代伟人的政治风范和良好的家风。我的采访就从他的爷爷任作民谈起，这位连爷爷都没见过的孙子，却对自己的爷爷了解很多，心里充满着对爷爷的崇拜，他为我讲述了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处理陈独秀“失踪”事件
1925年4月，正在苏联赤塔任省工联中国工人部部长的任作民奉中共中央电召，由赤塔动身回国，5月到达上海，分配在党中央担任秘书兼会计。
任作民刚刚回到上海，就迎来了五卅运动的浪潮。在那段如火如荼的斗争岁月里，他和党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一道，投入了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在这场斗争中，他一直在总书记陈独秀身边工作。
刚刚进入1926年，中共中央就出了一件大事——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失踪”了。陈独秀此时独自住在一处，其住址谁都没有告诉，包括专门负责与陈独秀联系的任作民。平时，陈独秀基本每天要到中共中央的办公处，或批阅文件，或给任作民布置一些工作。如需召开中央会议，就叫任作民去通知其他中央领导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有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和瞿秋白，他们4人再加上陈独秀组成中央局。不开会期间如有事，也由任作民去和这些中央领导人联系。如因事不能来中央机关，他都会主动地通知任作民。
1926年元旦过后，陈独秀好几天没来中央机关办公处，任作民起初还以为过年的缘故，没有在意，不料又过了几天，陈独秀仍未露面。这下，任作民着急起来。他找到彭述之、蔡和森和瞿秋白，把这一情况向他们作了报告。
瞿秋白说：“老头子这么多天不露面，肯定是出事了。”
那时，他们这些年轻的中央领导人都把自己老师辈的陈独秀称为“老头子”。
彭述之推测道：“可能是被捕了。”
在这之前，中央局曾议定要在近期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研究支持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问题。由于找不到陈独秀，担心在上海开会出问题，于是将开会地点改为北京，并立即由蔡和森赴北京去和李大钊联系布置。
又过了十多天，陈独秀仍无音讯。这时，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的张国焘回来了。他曾经有过一次被捕入狱的经历，认为不论被捕还是判刑，总会有消息披露出来，因此估计陈独秀极有可能是被秘密处决了。他还非常伤感地说：“老头子要是做官的话，能做很大的官咧！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么个下场”。
在陈独秀“失踪”的这些日子里，任作民一直处在高度警惕的状态中。一方面，他在《民国日报》上用化名刊登了一则寻人广告，这是党内同志因故中断联系后常用的一种秘密联络手段，但广告刊出后，却毫无反应。同时，任作民采取了一些安全预防措施。一个多月后，共产国际来电，建议中共中央迁离上海，以便应付。任作民将电报内容迅速通知到各中央领导人，同时开始着手做迁移准备。
就在这时，陈独秀出现了。他裹着一件非常厚的棉大衣，缠着大围巾，戴着口罩，来到任作民的住处。原来，他是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也看到了寻人广告，但以为病快好了，不久即可出院，就没有马上与任作民联系。
当时，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要去北京开会，并且已经去了码头。任作民赶紧派人到码头把他找回来，让他们父子见一面。陈独秀又叫任作民打电报给已去北京开会的同志，告知他已能“扶病视事”，同时把他的情况向在沪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作了通报。之后，他又领任作民到他的住处认了门，以免今后再次发生失掉联系的事，并再三叮嘱任作民：“这个住处只能你一人知道，其他人找我有事，只能通过你和我单线联系。”
任作民按照陈独秀说的一一照办后，这场总书记“失踪”事件给中共中央机关引起的虚惊和慌乱总算过去了。
陈独秀“失踪”事件刚过去，任作民家中又出了事。妻子范友莲一天出去送文件时，不幸遭到敌人逮捕，被投进了监狱。她当时已身怀六甲，且还患有肺病。入狱以后，她经受了残酷的折磨。任作民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多方奔走，终于在两个月后将她营救出狱。可是，她此时已是气息奄奄，生命垂危了。
为了照顾范友莲，不使敌人再来找麻烦，党中央重新在法租界给他们租了一间房子。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范友莲暂时脱离了死亡的危险。1926年7月，她分娩生下了第二个儿子，任作民给这个儿子起名叫“生沪”，意即生在上海。可是，范友莲终因身体极度虚弱，未能逃脱死神的魔爪，在两个月后与世长辞。
任作民经受过少年丧父和青年丧兄的不幸，此时又中年丧妻，对他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他是一个极有真挚情感的人，与妻子曾经新婚久别，不料重逢不久又成永诀，使他感到万分伤心。十多年后，当他与后来的妻子丁祝华谈起范友莲时，痛切之情犹溢于言表。
几乎与妻子辞世的同时，家乡又传来了母亲周春桃亡故的噩耗。尽管任作民的性格极为坚韧，可是这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仍使他难以承受，悲痛不已。然而，当时党中央的工作极为繁忙。那时，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北伐军正在向长江流域推进，为了与北伐军相呼应，中共中央正在筹划发动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任作民曾打算送妻子遗体回乡，同时为母亲奔丧，可是终因工作不能脱身而未能成行。甚至，他对两个月的婴儿也无暇顾及照看。
就在这时，担任党中央印刷厂和发行部经理的毛泽民，要去湖南建立党报党刊的发行网。任作民遂委托毛泽民将妻子遗体和婴儿小生沪送回湖南老家，他自己则强忍着悲痛，继续为党的工作忙碌着。
1927年3月，陈独秀从上海到武汉，党中央机关也迁到武汉，任作民调到陈独秀办公室工作。陈独秀指定任作民负责办公室领导工作（相当于办公室主任职务），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主要成员，任务繁重，活动频繁，党中央机关在武昌，党的会议和日常工作在武昌进行；鲍罗廷公馆在汉口，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办公机关也在汉口，许多重要问题又需去汉口商量。陈独秀从事的主要活动又要任作民参加。任作民为了适应工作要求，早上去武昌中央机关，下午渡江到汉口，晚上从汉口回武昌，每日两地奔忙。五大召开期间，任作民是大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五大以后到7月初，武汉政府内部反动派阴谋叛党，党内也开展了剧烈的斗争。 此时，任作民已不是早出晚归，而是时出时归，没有常规，千头万绪，显得十分繁忙和紧张，在复杂的环境中，任作民为党艰难工作着。 革命处于低潮时不幸
第一次被捕
1927年7月，宁汉合流，“七一五”国民党彻底叛变。8月，任作民被派往开封，担任中共河南新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是周以栗。省委机关设在开封市游梁祠街。任作民更名为任菊，周以栗更名为易云，任作民原籍湖南改为陕西，说是在湖北汉口做生意的。
1928年春，河南军阀也加紧了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镇压和屠杀。国民党特务到处捕人杀人。郑州、许昌党的地下组织首先遭到破坏，有两个叛徒被敌人带到开封来破坏省委机关，拘捕省委领导人。春节过后，雷云樵在一家旅馆与地下交通人员接头时，碰上特务，遂被捕。不久，地下交通员安子文又被捕。周以栗和任作民等分析了当时形势，决定立即将省委机关转移，省委秘书处文件和材料也同时分散保管。这样，那个作为掩护省委机关的临时家庭也随之分开了。周以栗分散到开封第五小学教师马菊如家住，后来敌人从马的来往信件中查出她有共产党嫌疑，将她拘捕。在查抄她家时，发现了周以栗的住址。1928年4月15日一大早，特务包围了周以栗的住宅。周以栗、赵天明（郑杰）等人和赵的夫人及两个小孩同时被捕。早饭后，任作民去找周以栗，一进门就被捕了。10时许，任作民被送到冯玉祥总司令部军法处，关进一间大房子里，命令两个荷枪士兵看守着。敌人把任作民当成省委主要领导人，开饭时，送来了白馍、米粥和小菜，态度相当客气，妄图诱任作民投降。
下午3时，敌人派来一个凶暴的法官审讯任作民。任作民根据已准备好的口供回复：“我姓张，名德富，湖北广水人，因有朋友在北平，想到那里托他谋事。我是银号店员，由汉口动身的时候，一个朋友要我替别人带封信到开封，昨天才到。今早上街找人，问错了门，遭错捕。”敌人逼问他的住处，他始终不承认。敌人开始下毒手，命令五条大汉，将任作民揪上老虎凳，用麻绳捆住双手，脱掉衣服，再用毛巾堵塞嘴巴，拼命用力压杠子，任作民昏过去了；松开后，任作民苏醒过来，再问，无结果；又动刑，仍无结果。最后，敌人提审赵天明出来对质，赵拒绝承认认识任作民。敌人用皮鞭抽打赵的背脊，坐老虎凳，从鼻孔灌水，将铁制通条烧红，烙赵背上和腰的皮肤，用香火烧赵的肋窝，烧得赵死去活来好几次，但赵天明什么也未讲。赵天明被架走了，敌人又来审问任作民，要他交出省委机关和领导人，任作民回答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又将对赵施用的那一套刑法，用在任作民身上。任作民比赵天明身体虚弱，一动刑，就晕死过去，一连施刑4次。最后，他从老虎凳下来时，皮开肉绽，全身血肉模糊，两腿已伸不直了。但他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没有透露任何党的机密。敌人命令两个法警将任作民架回牢房。这两个法警在送任作民到牢房时，伸出大拇指赞扬任作民是硬骨头好汉，悔恨他们不该吃这碗丧尽天良的饭。由于用刑太重，任作民生命垂危。第二天一早，敌人请来了西医，以内服外敷兼用的措施，抢救任作民的生命。任作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昏迷不醒，日夜呻吟，吃不进东西，光要喝水，数日后，大便只拉出几粒黑紫色血块。大约过了10天，才勉强可以坐起来，脱离了死亡的危险。
半个月后，任作民被押到开封第一监狱。监狱长凶暴残忍，不问政治犯刑伤严重程度，一律钉上一副大铁镣。任作民也被钉上镣铐。在监狱，任作民开始和邮务员张宜昌同住在一个号，由于张宜昌和某看守有特殊私人关系，通过他，任作民和外边党组织很快联系上了。任作民住的监房，七尺多长宽，住5个人，屎尿桶放在屋子中间地洞里，吃喝睡觉大小便都在这个屋子里，经常是臭气熏天。由于任作民等被视为政治要犯，不准看报、放风、接见，不准和别的犯人说话，监视也特别严，稍有不顺从，就遭到斥责和打骂。任作民伤情重，行动不便，还拖着一副沉重的脚镣，特别是每次换药揭纱布，皮肤就像被剥掉一样，疼痛难忍。
在任作民等初到开封第一监狱时，政治犯人数六七十人。到六、七月间，中共河南省军委又遭破坏，郑州以及各县被捕同志陆续解到开封，政治犯数量达到300人以上。为了团结革命同志，保持革命气节，打击叛徒特务的破坏活动，任作民等组织了临时党支部，领导监狱难友的斗争。为了保护周以栗，避免原来不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任作民主动承担支部领导工作。他是狱中我党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对外与党组织发生联系，对内联络各监号，根据监狱中的特殊斗争形式，安排工作。任作民等在狱中领导的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进行内部教育工作，以各小号为学习小组，讨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中的问题，有争论的问题，还可请懂行的人解答；传递政治消息，指定坚定的同志，用写暗码、敲墙壁等形式，将狱中重要消息传送各号的革命同志，免遭叛徒特务的破坏；要求党员以身作则，保持革命气节，在监狱对敌斗争中起党员的模范作用；开展斗争，监狱里未组织大规模的绝食斗争，但和平方式的斗争还是不少的，如要求放风，要求准许通信、接见、看书，反对侮辱，改善伙食等；介绍出狱同志在狱中的表现，凡是出狱的人，都将详细情况介绍给党的组织（坏分子不接头）。由于任作民等在狱中的积极工作，教育和鼓励了很多青年同志，争取和团结一大批青年学生，提高了他们的斗志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1928年12月，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南汉宸（秘密共产党员）任省政府秘书主任兼代理民政厅长。南汉宸得悉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遭敌人破坏，省委领导人周以栗、任作民等被捕，便奉党的指示了解关押地点。他注意省政府来往公文信件，果然发现警察局给韩复榘有一呈文，报告捕获了一批共产党人，关押在开封监狱，但呈文中开列的共产党员名单中，却没有周以栗、任作民的名字。他又亲自到开封监狱查看，见到了周、任等人，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未暴露。当时，我党乘韩复榘倒戈的机会，由国际济难会出面，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和营救。蒋、冯战争后不久，省政府指定宋则久等到开封监狱审理政治犯案件，一批被关押的青年学生经谈话后很快被释放。
1929年6月，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任作民等案件。事先，任作民等得到消息说：由于蒋、冯战争，他们案件的档案材料大多丢失。于是任作民等商量好，决定推翻此案，否认反动派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罪名。半个月后，高等法院开庭审判，他们口供一致，最后法院只得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930年1月6日，任作民等服刑一年后终于被释放，离开了监狱，和周以栗取道海州乘船去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当任作民和周以栗来到党中央报到时，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和秘书长李立三等领导同志都对他俩表示慰问。他们听取了任作民、周以栗关于狱中斗争的汇报，看了他俩身上的斑斑伤痕，均赞叹不已。那时，任作民的堂弟任弼时也刚刚被党中央从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中营救出来，任弼时在巡捕房中遭受了电刑的折磨，后背上被烧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中央的同志们对任家兄弟倍加称赞，说他们都是钢筋铁骨铸就的硬汉子。 在山东不幸第二次被捕
任作民到上海后，先在党中央办的短期训练班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被分配到江苏省委任组织部副部长（李维汉任部长），后改任省委秘书、沪东区委书记，较长时间任江苏省委巡视员，专门巡视上海沪东区、闸北区，还到沪宁铁路沿线各县巡视并指导工作。
1931年冬，任作民住在闸北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寇进攻闸北，任作民在炮火声中进入沪西区。他先找到了丁祝华的兄嫂处，请他们帮助找房子住下来，不久和战友丁祝华结婚。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叛徒特务到处寻找拘捕共产党员。任作民在上海工作近3年多，叛徒中认识任作民的不少，他不宜继续在上海工作。丁祝华已于1932年3月7日在上海租界被捕判刑，缓刑交保释放，也不宜继续留在上海。为了躲避特务眼睛，他们是一日三游，实在无藏身之地，就这样又艰难地工作了半年多。
1932年10月，任作民被派往山东济南成立山东省委，担任省委书记。省委成立不久，陈衡舟去上海参加共青团中央会议，在旅馆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接着叛变，由叛徒王天生带回济南，给中共山东省委带来了严重破坏。
1933年2月27日上午，任作民从南关顺城墙到东关联升街11号董炎家给省委办的短期训练班作报告，刚一进门，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堵住。两个特务抓住他的双手，一个特务拿枪对准他的胸膛，不让他声张。特务们搜查了他的衣服口袋，取走了他的报告提纲。同时被捕的还有王云生、李汉卿、李美庆。随后，任作民等被送进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当日下午2时许，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官长会客厅，由国民党特派员张苇村主持对任作民的审讯。张苇村开始说了一套“恭维”话，声声称呼“阁下”，敬茶送烟，问姓名，来山东何干？
任作民回答：“我叫王敬功.河南信阳人，去高密路过这里。”
张苇村说：你这些全是假话，你是山东省共党的负责人，还是谈谈目前政治形势和你们的工作打算吧。
任作民回答说：“我很粗浅，根本不懂政治。”
张苇村又胡诌了一套诬蔑共产党的谎言，劝说任作民不要为共产党牺牲。
任作民拒绝回答，表示他什么也不懂。
张苇村这几套软的全然无效，便改变态度，要用硬的来威胁任作民：“你不要太看不起我们，今天不说是不行的，我会有办法叫你说的。”
任作民回答说：“就是处死我也回答不了你们要我说的东西，你们有权力来威逼我，但我不能编造假话。”
顿时，坐在一旁的两个特务将任作民衣服脱掉，强迫他跪在地上在他腿上压杠子，开始站上两个人，接着再站上两个人，任作民晕过去了。在上刑时，任作民怒斥他们“不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不拯救热河”，“是荼毒同胞的罪人”。
几个特务气极了，又要用刑。
任作民说：“就请直接枪毙我，我没有任何可说的了。”
又上刑，任作民晕过去了，松下来，任作民一言不发；再次上刑，晕过去，还是一言不发。任作民痛苦地咬紧牙关忍受着，决心以死和他们硬拼。
第4天晚上，叛徒王天生把任作民找去，向他提出了各种问题要他回答，妄图从精神上摧垮他，搞得头晕脑涨时乱说。
任作民却保持镇静，只讲原来拟好的口供，不多说话。王天生胡缠乱磨，直到第二天早晨4点，敌人看到任作民气息奄奄，只好作罢！但又威胁说：“我们准备好了极新奇极厉害的刑具，会叫你张开嘴的，你等着吧！”
1933年3月5日上午，敌人将任作民等押送到省公安局拘留所，第二天又押送到济南市西关地方法院看守所。送去的犯人都关在看守所最后面五重铁门内的“革”、“面”、“洗”、“心”四个大号子里，政治犯关在“革”、“洗”两个号，“面”、“心”两号关的是土匪和杀人犯。犯人吃的是仓底粮、烂菜汤。所方规定，犯人早起整队散步，早饭后按号开门大小便，不准接见、写信、看报纸杂志和新书籍，只准读经书、看佛经、诵《太上感应篇》，冬天不洗澡。当时，已是4月份了，天气开始热起来，还不给洗澡。任作民等提议，用全体政治犯名义，向所方呈文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一、改良伙食；二、准看书报；三、准通信接见；四、半个月洗澡一次。条件呈上去后，部分要求得到满足，所方同意改善伙食，书报经所方检查过的可以看，写信、接见可以个别请求批准，一个月准洗澡一次。但对领导发动难友提出这一要求的任作民和负责抄写呈文的宋从则，却罚带脚镣1月和手铐一周。
1934年2月6日，看守所某一主任与政治犯发生冲突，引起个别犯人的谩骂。当晚封号后，所方派来武装保安队20余人，拿着麻绳鞭子，按事先开好的名单，先后拖出11名犯人，到院子里痛打一顿，打得犯人周身红肿，痛哭喊叫。
任作民站到号门前，大声质问敌人：为什么打人？为什么这样凶残不讲理？我们抗议你们的犯法行为！各号政治犯都随着呼喊起来。任作民看到群众情绪很激愤，发动绝食的机会到了。他告诉刘庆珊，给其他号“打电话”，即用敲墙来传话，第二天，开始了绝食斗争。各小号提出了口头要求：惩治打人凶手；恤伤并保留刑事诉讼权；全部开镣；准许自由看书报；准许接见、通信；改善伙食等。绝食第3天，敌人派人来劝食，有个别人有些动摇。任作民对刘庆珊说，告诉大家：“绝食斗争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刘庆珊把任作民的意见“打电话”转达给其他号难友，难友们表现得很坚决。看守人员送饭、送水来了，大家原封不动地推一边，不管敌人怎样引诱，大家滴水不进，粒米不吃。绝食是一种韧性战斗，到了第三、第四天的时候，就感到全身无力、头昏眼花，任作民等少数有绝食斗争经验的同志，天天给大家做工作，要求难友们躺下休息，减少体力消耗，培养锻炼自己的坚强毅力，坚持就是胜利。绝食斗争头几天，所方态度很强硬，以送军法处、省党部相威胁，到了第五天，所方表示所提条件除开镣要请示上级外，其余全部接受。复食后3天，还给送来稀饭、面条、鸡蛋，体弱者给牛奶。被打的11人提出刑事诉讼，检察官验了伤，保安队长受了处分。1个月后，所长也撤了职。为时5天半的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4年6月底，任作民等人案件正式宣判：“王敬功（即任作民），以组织和宣传不容于三民主义团体，依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判后，任作民等提出上诉。11月初，高等法院重判，维持原判，并停止再次上诉权。11月底，任作民等被押至山东济南第一监狱。
1937年2月17日黎明，寒风刺骨。任作民、刘少陵等19人戴上了脚镣、两人共戴一个手铐，被送进了武昌反省院。在反省院的半年多时间里，任作民和其他狱友一起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狱中斗争。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批关押的共产党人。10月6日，任作民等被释放。 为党不懈工作不幸英年早逝
1937年11月初，任作民和妻子丁祝华带着长子任启良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在办事处周恩来接待了他们一家。这时，党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是负责人。任作民向他表示：“是依靠党组织的力量，我才能坚持斗争；是党的营救，我才能昂首走出敌人的监狱。今天，我要加倍工作，来弥补这些年失去的时光。”
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他对任作民说：“好啊！那你就不要去延安了。再返回湖南去，把湖南的党组织恢复起来，把那里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起来。”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任作民来到湖南特委工作，担任特委书记。到任后，他首先抓了党的组织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在湖南特委领导下，健全和建立了两个区委、24个支部，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有201人。还有一些县市党组织正在筹建中。在整顿恢复党的组织的同时，任作民强调武装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特委对于农民工作，特别在发动长江游击队……更加重要与急迫。”在农民工作决议案上，特别着重于农民武装问题，认为各支部可以通过公开的群众组织，去积极进行各界农民武装的发动工作。同时他还认为必须在政治上提高群众的爱国热忱，经济上防止豪绅贪污，免除苛捐杂税，改善群众生活，才能使这一工作顺利进行。
1939年2月，正式选举产生中共湖南省委，高文华任省委书记，郭光洲任组织部长，任作民任宣传部长，后又兼任统战部长、组织部长、长沙市委书记等职。春夏之交，任作民代表徐特立出席了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召开的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第一次公开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派遣特务到处破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运动，6月，制造了平江惨案。这时，任作民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已有相当大的困难。10月，党中央给任作民电令：“携眷赴延。”
12月，任作民和妻子丁祝华带领自己的和其他烈属的子女多人，离开长沙转四川奔赴延安。历时3个月，1940年2月才到达延安。到达延安后，任作民一家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个窑洞里。他先后看望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林伯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期间，任作民前后给中央写了两个几万字的报告：1940年2月21日的报告主要是汇报湖南党的工作；同年2月28日写的是关于湖南统一战线工作的专题报告。这两个报告全面总结了湖南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这两份报告，现在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文献。1940年3月，中央安排任作民进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0月，学习结束，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担任秘书长，分管西北局机关党务工作，还兼顾西北局所属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1941年底，西北局书记高岗带领工作队去米脂、绥德检查工作，中央派萧劲光到西北局主持日常工作。萧劲光和任作民互相配合得很好，各自主动地承担工作任务，关系十分融洽。任作民精力充沛，日夜忙碌不停，身体日渐消瘦。丁祝华要他注意身体，有劳有逸，他说：“我多少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忙一点有什么要紧。”
1942年2月14日是除夕，任作民和林伯渠、萧劲光、陈正人、李卓然等几个西北局领导人和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一起聚集在西北局机关，共度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席间，大家一起回顾了几十年来的革命征程。在座的人当中，其他几人过去都是在苏区工作，随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任作民是长期在白区工作，并且两次入狱，饱受铁窗之苦，其经受的考验丝毫不亚于枪林弹雨的战场。挽起衣袖，掀起衣襟，皮肤上的一条条深褐色烙痕仍然清晰可见。大家都惊叹不已。而任作民却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年，为党工作却只有十三年，有七年系身于牢狱。我相信能活到六十岁，再为党工作二十年。”大家畅叙许久，尽欢而散。
不料春节刚过，任作民便因偶感风寒，突然病倒。2月19日清晨，病情加重，诊断为急性肺水肿；经边区医院医治，下午时精神好了一些。此时，他说话已没有了气力，却仍喃喃地重复着几天前刚刚说过的话：“我相信能活到六十岁，再为党工作二十年。”
到了晚上，任作民的病情再度复发。一直守候在病床前的丁祝华急忙打电话告诉任弼时。2月20日凌晨，中央医院的何穆大夫赶来参加抢救，可是病情过重，天不假年……
1942年2月20日凌晨，任作民阖然长逝，年仅43岁！43岁的年龄，正是一个革命者达到了成熟的年龄，而他却英年早逝，过早地离去了。他满怀信心要为党再工作20年，要看到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其中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然而，他却未能实现他的这一愿望。两次被捕，严刑拷打，长期的铁窗生涯，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他的过早病逝，正是这种严重折磨所造成的后果。他是千千万万个为中国革命献身的革命烈士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的典范。就在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叮咛过自己的几个孩子说：“青年人要学好样子，不吸烟，不喝酒，不乱用钱。要多学革命道理，多学文化。你们在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多么好的学习机会啊！学好本领，将来建设新中国。”他说的这些话，他的儿女几十年后还记忆尤深，仿佛就在耳边。
2月24日，延安军民召开了悼念大会，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彭真、杨尚昆、林伯渠、萧劲光、谢觉哉、吴玉章等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人以及3000多名干部、战士、各界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了追悼大会。
毛泽东亲自为他的墓碑正面题写了“任作民同志墓”，下面署“毛泽东书”。这是毛泽东所题写的为数不多的墓碑之一。
在墓碑的背面，是朱德和林伯渠的题词。
讲到这里，任正农深情地说：“爷爷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和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一样永存。爷爷的墓碑至今仍伫立在延安烈士陵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后来人学习的榜样。”（编辑 王鸽子）
（整理者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