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在甘肃省人民银行工作，因参加“甘肃省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担任一个生产大队工作组组长，和政治就有了扯不清的关联。我们去的甘肃庆阳县曾经是陕甘宁边区，很有点名气，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就生活在那里。那里有个董志原。董志原是块小平原，老百姓却豪气冲天，和我吹“八百里秦川，赶不上董志原边”。我工作的11个生产队，就散落在董志原下面的深沟大斜坡上。这里的好处是闭塞，县革委、公社领导的吉普车开不下来，省了许多应酬；坏处是我到公社开会，上下二三里的大斜坡总要出一身臭汗。
这倒不是大问题，麻烦的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老家是曾经很贫困的沂蒙山老区，知道农民靠耍嘴皮子是长不出粮食来的。一进村，就有人找上门来问什么时候换队干部，什么时候开批判会，我告诉他们待我熟悉熟悉情况再说。经过近一个月的了解，这个队的干部小毛病有，但总体还是好的。我就召开干部会，给总跟在我屁股后头要交权的队干部吃定心丸，指出他们的毛病，严肃批评他们的错误。最后郑重宣布：队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不需要撤换，你们要安心尽职工作；今年生产搞好了，社员有吃有花，我高兴，生产搞不好，我不高兴事小。反正我回到兰州粮票照领，关键是你们和社员要一起饿肚子，哪头轻、哪头重，你们掂量着办吧。
这头稳定了，“后院”不满了，公社革委主任很婉转地和我说，您那里的情况报上来的不多。这我知道，在公社汇报工作，别的工作组都是进驻前该队如何如何坏，进驻后立马“旧貌变新颜”。谁都知道是说假话，可都一本正经。我爱较真，哪有工作组进驻前“百废”，进驻后立马“俱兴”的道理，所以我只汇报基本情况。人家都说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在的队“阶级敌人”也就一个富农老太太，半身不遂走路都不利索，在家看孙子很少出门。公社问我为什么不开她的批判会，我说没抓住她的“现行”，看不出她“还在走”的趋势；而且我已向社员宣布，生产队只要有人提出老太太的反动事实，随时可以告诉我，要开批判会，我支持，我主持。结果一年下来，一次批判会也未开。公社领导笑着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他们也奈何不得我。我是“省上”来的，对公社而言来头不小，但我确实感到了压力。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季节和农时关系密切。播种小麦时，要求县革委主任一声令下齐动手，不能早也不能迟。我问了几个六七十岁的老汉，他们说咱这里不比原上，下种可以晚一个节气（15天）。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公社所在地已有凉意，我队所在地还很热。心里有了底，召开干部会，交代政策，下种时间按过去的经验办，公社怪罪下来，由我负责；如果白子下种（即不上底肥），我就拿你们是问。
“四人帮”倒台了，公社领导来视察，看到我这里虽然情况“上去”得不多，但生产搞得好，粮食单产、总产都高于邻队，群众精神面貌好。公社领导高兴了，觉得是个典型，一定要我总结怎么和“四人帮”对着干的。我和他们已混熟了，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四人帮”不倒台，我知道谁是“四人帮”？要是王洪文、江青召见我一回，我肯定乐得屁颠屁颠的，怎么敢和他们对着干？要说对着干是有的，是和你们县革委、公社革委的土政策、瞎指挥对着干，还差不多。话不投机，不了了之。后来听说那个县革委会头头是“四人帮”爪牙式人物，被撤了。被撤在意料之中，但我怀疑那个讲话前总要朗诵“陇原大地红烂漫，革命豪情冲霄汉”的县革委主任会被“四人帮”看上，并且能当上爪牙！
上世纪末退休前，我专程到工作了一年的生产队，看望照顾我一年的房东老大娘和朝夕相处的农民。看到二十几年过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很大提高，离开时心里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