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从猿（野兽）变成人需要几百万年，而你知不知道，人要从人变成野兽需要多长时间？ 在张纯如的《南京浩劫》里，我大概知道了一些答案。 日本开动战争机器后，日本的孩子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日本学校的管理就像微缩的军营。学校的一些老师就是军官，他们不但对学生讲授如何实现“大东亚共荣”，如何作为“最优秀的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向孩子们灌输对中国人的仇恨和蔑视。当教师要求一名学生解剖一只青蛙时，该学生放声大哭。老师用指关节敲击他的头，大声咆哮：“一只无用的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长大后还得杀一百、二百个支那猪呢。”教师打学生耳光，对学生拳脚相加，或用竹竿和木棍抽打。学生被迫背负重物、正坐、赤脚站在雪地里，或围着操场跑步直到累倒。
学生当兵后，所受的虐待进一步升级。日本的军事学院就像一座孤岛，与世隔绝，学生既不享有任何隐私权，也没有任何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所有阅读材料都经过严格审查，而且也不存在任何空闲时间。军官或老兵经常无故地打新兵的耳光，或用大木棍重打他们。军官常常用下面的话来证明他们任意惩罚的正当性：“我打你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是因为我关心你。”大多数则成为被锻炼过的“容器”，把新的理念灌输进去：日本是一个超级种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而中国人就是支那猪。
仇恨的种子就这样播撒到日本学生的心里，使他们慢慢从人变成了魔鬼，变成了野兽。所以在战争机器开动后，我们看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扫荡”，而虐杀手段的多样化也令人发指。
不知怎的，看到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时期的学生，就想起了“文革”时的红卫兵。
红卫兵在武斗中发明创造了很多种折磨受害者的办法：用带铁头的皮带殴打、捆绑吊打、剃阴阳头、游街、戴高帽子、喷气式扭斗、给女性脖子上挂破鞋……而那些被凌辱被殴打的对象，是同事、同学、邻居、朋友，甚至是教过自己的老师，养育自己的父母。那些十七八岁甚至更小一点儿的孩子之所以举起了鞭子、皮带抽向无辜的人，拎起了砖头、瓦块砸向低头认罪的人，也让我想到了那个时代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文革”时的举国疯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回想起来无不毛骨悚然（当然造反派们例外）。人们疯狂，是那个时代让人们疯狂。学校停学，公检法被砸烂，没有“臭老九”在讲台上讲“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类的道德文章，没有人将人当做一个人来看。报纸广播每天宣扬的都是“亲不亲，阶级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性、人格、尊严、情感等等作为人最基本的品德，都被扫进了阶级的垃圾箱，而无情、冷漠、仇视、猜忌、揭发、告密等人性中丑陋的东西，却堂而皇之地走进庙堂，登上舞台，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更为可怕的是，在那种单项的、填鸭式、神话式的教育中，很多人都是发自真心地崇拜领袖，都在不惜生命地“捍卫真理”、捍卫领袖，都在狂热而忠诚地履行着伟大使命。所以当他们痛下辣手时，是绝对的痛快，而没有任何道义的谴责和良心的负担，更不会认为是在对无辜的人施暴，是对人尊严的践踏。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对另一些人实行专政，弃人性如敝屣，视生命如草芥。“文革”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暴力语言：“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打死一个人，他们称之为“纯洁了革命队伍”；有人因为无法忍受凌辱自杀，他们依然会心安理得地说那是“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
一位大我10岁的朋友，在一次酒醉后向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文革”时，在对他老师的批斗会上，他第一个冲上去打了他老师两个耳光，随后嫌不解恨，又踹了两脚。这两脚让他老师躺了两个月，之后，腰再也没有直起来。他说，之所以那时候“下毒手”，是因为那个老师曾教育他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对待敌人，就要残酷无情地打击。只是老师没有想到，他教育的学生在他身上实践了他的理论。
后来，我的朋友也反思道：“其实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捏死个蚂蚱都不忍心，更不用说打人了。后来受到阶级斗争的教育，心才慢慢变硬了……不是我心太狠，而是整个大环境都要求我们那样做。如果不那样做，就不足以证明我们的热爱和忠诚。”
人性被扭曲至此，文明被蹂躏如斯，让人扼腕嗟叹，又让人反思。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再后退一步，不能说“人人皆尧舜”，至少也不至于那么穷凶极恶吧？良好的教育千转百回、蜿蜒曲折、苦口婆心，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人成为人，成为一个具有良知、道义、尊严的大写的人；而丑陋的教育却是一把刀子，一根棍子，凌空一劈，横腰一扫，瞬间就让人变成魔鬼和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