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国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理论上的一次大解放和大转变。从政治上说，是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同时也是深化民主的转变；从经济上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也是由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向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变；从思想上说，是在某些问题上由无视事实向实事求是转变；从理论上说，是由理论检验真理向实践检验真理转变；从文化艺术上说，是由一花独放向百花齐放转变；从外交上说，是由同某些国家对抗向对话转变……这些转变，有的已经彻底转过来了，有的还处在转变之中，有的刚刚起步，有的则还为民众翘首期待；有的相对比较顺利，有的曲曲折折，有的则举步维艰。但只要尊重事实，谁也不能不承认中国30年来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这些伟大转变。
这些转变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范畴表述和论说的，如果要用一句话提纲挈领地概括改革开放的伟大转变，那该怎么表述呢？近来读到的一篇回顾改革开放的文章，似乎给了我们答案。
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在中央召开的一个长期规划会议上，当时在农委工作的杜润生提出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的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讲话表示支持。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杜润生起草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而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古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等少数几个人明确表示支持。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是跟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一个人就拉住杜润生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而据杜润生回忆，另有一位老干部为人正直，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但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他同万里发生了争论。他说：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万里说：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他说：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那位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则说：我要群众！（见7月7日《报刊文摘》3版）在改革派的不懈努力下，包产到户渐渐发展，终于在全国农村铺展开来，结束了“人民公社”的历史。中国人民也终于告别了“人民公社化”以来吃不饱肚子的历史。
上述那种种表述改革开放的转变，归结到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由那位老干部所说的“我要社会主义”向万里所说的“我要群众”的转变――即由阶级斗争年代的理论的、“主义”的、“思想”的、“本本”的、语录的要这要那，向实践的、具体的“要人民群众”转变。千转变，万转变，向人民群众转变，向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也最深刻、最准确地道出了改革开放大转变的本质。
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革命的宗旨、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之所求就是革命和共产党之所求；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革命、共产党没有另外的利益。革命、共产党所以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因为，也仅仅是因为这个主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又能给人民群众谋利益。但是，一个时期，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利益却从革命中，从一些共产党人的言行中淡化了，边缘化了，而一些理论口号、理论概念，反而上升到了“至尊”、“最大”、“最高”、“第一”的地位。当上述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时，那位老干部竟不假思索、理直气壮、无可商榷地说“我要社会主义”，而弃人民群众如敝屣。这不是那个时代他一个人的信仰和坚守，而是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坚守。在人民群众和那些理论口号、理论概念之间，他们宁肯要后者而不要前者；在他们的心灵里，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具备神圣性。那时的各种大批判如火如荼，各种“语录战”打得不可开交，都是各种理论口号、理论概念的交锋，而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利益压根进入不到交战双方的视野，偶然提及，也不过是虚晃一枪。那位老干部当然可以红口白牙地为自己辩解：社会主义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所以我要社会主义也就是要人民群众。但社会主义再能代表人民群众，也毕竟是“代表”，何如人民群众本身！况且那位老干部所要的当时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当在人民群众“代表”和人民群众本身之间进行选择而坚定不移地选择“代表”的时候，那说明人民群众这本身对他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而没有了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有什么意义？不过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罢了。
曾看到有关1959年庐山会议情况的回忆文章。彭德怀因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而受到严厉批判后，一些老同志责难彭德怀说：毛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毛主席百年以后，谁还管得住你呀！在这里，谁是谁非、谁对谁错都无需考虑，无需去管，人民群众及其利益更无需考虑，无需去管；考虑的、管的，而且唯一考虑的、管的，乃是对领袖的态度和忠诚！这就是那个时代不少老干部、不少共产党人心中的一杆“秤”！上述那个老同志对杜润生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他心目中的“节”，也只是对领袖、对“思想”、对社会主义的“节”，而与人民群众及其利益毫不相干。及至到了“文革”，就更偏激，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被打倒的这分子那分子，都并非他们损害了人民群众及其利益而受批判被打倒，也没人从这个方面批判他们；被颂扬的这主义那思想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贵，也都并非他们维护了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也根本不是作为人家批判和颂扬的尺度，唯一的尺度乃是领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时候，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何止被淡化、被边缘化，简直已经被远远丢在脑后甚至被踩在脚下了。如果谁从人民群众出发谈群众利益，谁就可能被视为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是所谓修正主义。
看到一篇文章，记述改革开放之初推翻“两个估计”的曲折过程。所谓“两个估计”，即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后经毛泽东审阅，最后由中共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中对“十七”年教育工作的结论性估计：一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一是大多数教师和1949年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邓小平认为必须推倒这“两个估计”，不然就没办法开展教育革命。按说，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只要从人民群众的感受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推翻这无视事实的“两个估计”是并不困难的。但是，由于这是毛泽东审阅后同意的，推翻起来谈何容易！最后是从审查迟群时他交出来的笔记本里看到他记录的由谢静宜传达的毛泽东的一段指示，这一段指示同“两个估计”似有抵牾之处，于是便用这一段指示来否定那“两个估计”。真所谓“用这一段指示来反对另一段指示”。（见6月23日《报刊文摘》3版）由此可见，当对真理的辨别不是拿实践作为尺度、拿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作为尺度的时候，会闹出怎样的荒唐！“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不是改革派所情愿的，而是在那个特定时代的一种无奈。当“主旋律”不把实践，不把人民群众及其利益当做辨别是非标准的时候，当谁从实践、从人民群众及其利益出发辨别是非，还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时候，为了不落得这种被动，改革派也不得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深圳被划为特区后，改革搞得轰轰烈烈，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但看到一个材料说，当时一位高级干部到深圳考察后却这样评价深圳的现实：除了五星红旗还是红的外，已经没有红的东西了。其对深圳特区的否定溢于言表。在他的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里，也只是看所谓颜色红不红，至于人民群众过没过上好日子，已被他丢在了脑后。这也难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那个时代竟被视为真理和气节了。
然而，万里在“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的问题面前，坚定地选择了“我要群众”。这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选择，也是当时中国最本质的转变――从要抽象虚幻的社会主义向要具体实在的人民群众及其利益的转变。这是各种转变中最伟大的、最根本的转变。改革开放的性质也正体现在这一点上。人民群众热烈支持和拥护改革开放也正支持和拥护在这里。难道还有从人民群众及其利益出发的事情不为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吗？
人民群众及其利益是革命之本，是共产党之本，是社会主义之本。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就是从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起步、起家并发家的，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也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能相对好地满足和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竟淡化了、边缘化了这个“本”，而在“表”上大做文章，大闹革命，大闹社会主义。而偏离了这个“本”，那革命、那社会主义也就与人民群众无关了――不，恰恰会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正是要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及其利益这个“本”上来。万里说的“我要群众”正是对这个“本”的回归，也是对改革开放性质、本质的最高度、最集中的概括。现在，无论是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是执政为民的思想，都是对回归后这个“本”的确认和深化。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这样一首题写自己所画竹子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当然主要指执政党及其官员，应该像郑板桥笔下的竹子，“咬定”人民群众及其利益永“不放松”，“立根”在人民群众及其利益中永远坚定，“任尔东西南北风”，都坚定不移地沿着人民群众及其利益这个“本”前进，始终把人民群众及其利益放在最高、最大、第一、至尊的地位。而唯有如此，也才会“千磨万击还坚劲”，谁也动摇不了。
“你要什么？”我们永远只能“要人民群众”！